，藍灰色的眼睛，聽起來就象是萬聖節前的化裝。

我已經讓畫家繪出一張素描圖，可是我覺得用處不是很大。“

“可能是這樣，保羅。但戴上濃密的假髮套和假鬍子之後，他肯定覺得自己已經偽裝得很好了，他身體的其他部分可就改變不了。”

鄧普西從椅子裡站起來坐到桌沿上，他的眼睛與賴斯處於同一水平。

“我們有理由認定他是一個白種男人，身高6英尺左右，體重在190磅到兩百磅之間。斯坦厄普關於年齡的說法問題可能更大些，特別是如果那人戴著假髮和麵具，但是至少我們還是知道了一些東西。”

賴斯點點頭表示理解。“還有那灰藍色的眼睛，斯坦厄普幾次提到這一點，肯定是給他的印象比較深。他說那人的眼睛的顏色就象……”賴斯停了一下，“就象墓碑一樣。”

“聽起來就象髮套和鬍子一樣是假的，”鄧普西說，“是貓眼。左耳朵進，右耳朵出吧。”

響起了敲門聲，貝利和法羅走進警長辦公室。

“我聽說兇手向守衛公寓的人借路，他的把柄已經被抓住了，”貝利說。

“我們抓住他的時候，這就成了要找的真正樂趣了，”鄧普西說，“誰先盯住他誰立頭功。”貝利從警長的表情可以看出，這話不是說著玩的。

簡單討論了一下，鄧普西把調查法官沃勒被害案的責任分派給了賴斯，要他挑選三個人組成一個小組。賴斯很快離開了，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很想試一試。

貝利報告說，對唐納利周圍的人的訪問沒有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鄧普西要求他們擴大訪問範圍，把海蒂和法官的熟人朋友都包括進去。

“我們肯定是找到了一種模式。”鄧普西說。

“什麼模式？”貝利和法羅同時問道。

“每個名單上都有的同一個名字，”鄧普西思索著園答。

“這可能是一個共同的線索，假如他真是一個白人，身高6英尺，體重在190磅到兩百磅之間的話。”

“警長，兇手可能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組織，”貝利提議說，“三個被害人都是有身份的居民。可能是一個要殺盡富人的極端主義集團。”他滿懷希望地抬起頭。

“行政委員並不富，他欠的債務都淹到脖子了”。法羅說，“但是關於犯罪集團的想法……有價值。他們可能是為了毀滅我們的政治制度。唐納利和法官在政治上都很活躍，海帶·斯達爾是穩定共和黨集團的幕後力量。那些候選人實際上都受她支配。”

“有可能，”鄧普西若有所思地說，“按照這個說法，許多問題部能說通。但如果是為了毀滅我們的政治制度，為什麼在費爾波特這樣的小城市，而不從華盛頓開始呢？”

“在華盛頓，幹這類事情影響更大，”貝利說，臉上帶著苦笑。

“地下組織，激進集團，甚至還有可留是一群崇拜狂，我們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法羅說，“紙牌上的黑桃可能就是辨認他們的鑰匙”“有可能。可是我憑直覺認為是一個人乾的，”鄧普西說著，給自己倒上一杯濃咖啡。“一個思想飄忽不定的人，一個想證明某種東西的人。”

“證明什麼？證明他有能力殺人嗎？”貝利反問道：“這是他媽的什麼型別的水果蛋糕？”

“就是！證明他能夠殺人，而且成功了；證明他能夠一次接一次地謀殺，然後逃脫。他是為了羞辱我們，為了讓我們難堪，”鄧普西作了一個手勢，“為了證明他是一個高階殺手。”

其他人離開辦公室之後，鄧普西站起身走到窗前。午前的暴風雨留下的雲朵在西方的地平線上翻騰，象一堆巨大的香草冰淇淋。太陽射出明亮的光線，地平線上出現了一道淡淡的長虹。

直到下午3點過一點兒，其人才擠出時間出去會蓋伊拉。他告訴秘書要去參加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將在4點或4點半以前趕回來。剛要離開辦公室，芭芭拉的電話來了。她已安全抵達女兒的營地，一直在想念他，沒有他感到很痛苦。她可能在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些時候回來。他已經把她去佛蒙特的事忘記了。

驅車到蓋伊拉住所的路上他開啟了收音機，調到1010千調WINS電臺的“每天24小肘全新聞廣播節目”。

“康涅狄格州費爾波特市今天又發生了一起可怕的謀殺案。最近剛被任命的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法官霍雷肖·沃勒，在俯瞰長島海峽的豪華的奧科諾基公寓被害。警方懷疑法官是被毒殺的，他們希望今天下午晚些時候能釋出一個更明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