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地無恥，顫顫巍巍的問：“趙大人，以三千散兵遊勇，抵禦我信安軍、崇義軍、廣順軍三軍精銳，相持不下——還以為這是不勝不負，那麼，大人想象中的勝利是什麼？蔣之奇覺得很得意，曹煜張敦禮偷笑。帥範笑得很噁心。蔣之奇看到趙興調轉頭，一副”我不告訴你“的模樣，他強拉著王師儒岔開話題：”王大人，我初來遼國時，原想不到遼國也有師儒之人，只是遼國的經義解釋與我大宋不同……

王大人，我們再討論一下，你剛才說廣東妖，廣東之妖，莫過於提倡學以致用，知行合一，我以為，聖人之學包羅永珍，廣東雖然有胡亂解釋聖人之學的嫌疑，但有一句話我深以為然——文明的力量在於創造，唯有不斷創新才能體現文明進步，否則，就是野蠻與矇昧。王大人，你以為這個說法如何？“

蔣之奇這個說法實際上在鄙視遼國，因為趙興在冬至日的三篇講話中，其中一篇隱隱約約提到：草原遊牧民族以破壞與搶劫為主，他們以為“破壞與搶劫”就是文明，而他們的知識總是一代傳一代，就像是飛禽走獸那樣，將知識“父傳子子傳孫”，一代一代，只有退化沒有進化。

趙興在冬至日“釋菜先師”演講中，對於“破壞者”以及亦步亦規的“學習者”給予了極大地鄙視，他認為草原落後民族進入中原，就是一群蝗蟲，他們是來學習地，學習中原文明的文化。然而，在他們沒有學會“創造”之前，他們禁止別人“創造”，並把這個當作傳統，誰膽敢進行創造，就是觸犯了他們地大忌，他們會聚集起來謾罵對方說“違反傳統”——當然，在這裡他們採用省略大法，真正想說的是“違反了草原民族一貫破壞不建設地傳統”。簡稱“違反傳統”。

他們不允許任何革新與改造——這就是趙興所說的“自己要當禽獸，還不允許別人不做禽獸”。

趙興的新儒學觀念在大宋提出的時候，曾引起軒然大波。最初，讀書人對廣南“指射之地”興起的學術不屑一顧，但朝廷大臣對這片“國家財賦根本”是極度重視的，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態度。章在任期間，極力壓制反對意見。淡化廣南學術的影響，藉助新黨排斥異己地殘酷手段，當時，整個大宋境內無人敢跳出來攻擊。

然而，任誰都沒有想到這種學術的強大生命力。大宋剛好處於商業文明的十字路口。在這個時候，與商業文明配套的理論卻一片空白。趙興的新理論披著儒學地殼，談得是文人最感興趣的“立身立德立言”，並很具體的講出了做法——這恰好填補了商業理論的空白。

隨著廣南商貿的發展，這一理論迅速傳播至全國各地。不過，目前似乎有點“牆裡開花牆外香”的兆頭。對蘇軾最崇拜地高麗與倭國獲得這一理論如獲珍寶，奉行不誤。而大宋內部的文人學子則根據自己個人喜好，暗自對趙興的主張做出評價——有辱罵者，也有立即身體力行，開始透過耕讀、經商“立身”。

但這套理論中，無論何人，都對趙興辱罵夷狄的言論深表贊同，一副“我心慼慼焉”的感覺。

宋代是講究傳承的，宋代在軍事上薄弱。武力上比不過擁有百萬戰馬的遼國，連弱小的西夏都來欺負大宋。因此宋王朝為了證明自己的正朔，格外推崇正統。現代地三國演義中，視弱小的劉備為正義象徵的概念就是在宋朝形成的——劉備是漢室正統，他雖然弱小，彷彿與宋代的軍事窘迫相似，但他代表華夏的正統，所以漢人推崇他。

夫子曾曰：“夷狄之入華夏，則華夏之，華夏之入夷狄。則夷狄之。”王師儒就是一個深入夷狄的華夏。按照聖人的說法，他也是一個左衽的夷狄。這樣的人物談論儒學，那是對儒學地侮辱。蔣之奇說遼人對儒學地解釋不同，又說“唯有創造才能體現文明”，實際上是贊同了趙興對遼國儒學的否定。

蔣之奇這廝不愧是個“專業言論攻擊者”，他拐彎抹角一通謾罵，王師儒身為遼國學問大家，竟然全無察覺其中地語言陷阱。他生氣的反駁：“宋國出的《五經新義》，我遼國都已經蒐集到了，細究起來，其中的觀點與我遼國沒什麼不同。

在下以為，我遼國唯獨沒有王安石，也不會把蘇學士貶往嶺南，除此之外，你宋國有的學術，我大遼也都有相似之處，只廣東儒學……嘿嘿，有蘇學士在，有劉摯相公參謀，還有劉安世、範祖禹勘定……這些昔日賢者埋頭學問，創造出廣南新儒學術，譬如司馬相公當日做《資治通鑑》，我大遼倒不便評價。

嗯，我聽說《資治通鑑》查禁了，唯獨沒想到，宋國竟然也對廣東儒學另有看法，不知蔣大人能否與我說說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