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不少歷史學家把陶淵明也歸入魏晉名士一類，可能有點粗糙。陶淵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時候，阮籍、嵇康也已經去世一百多年。他與這兩代人，都有明顯區別。他對三國群雄爭鬥權謀的無果和無聊看得很透，這一點與魏晉名士是基本一致的。但如果把他與魏晉名士細加對比，他會覺得魏晉名士雖然喜歡老莊卻還不夠自然，在行為上有點故意，有點表演，有點“我偏要這樣”的做作，這就與道家的自然觀念有距離了。他還會覺得，魏晉名士身上殘留著太多都邑貴族子弟的氣息，清談中過於互相依賴，過於在乎他人的視線，而真正徹底的放達應該進一步迴歸自然個體，迴歸僻靜的田園。

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非常重要的三段跳躍：從漫長的古代史到三國群雄，中國的文化人格基本上是與軍事人格和政治人格密不可分的；魏晉名士用極端的方式把它解救出來，讓它迴歸個體，悲壯而奇麗地當眾燃燒；陶淵明則更進一步，不要悲壯，不要奇麗，更不要當眾，也未必燃燒，只在都邑的視線之外過自己的生活。

安靜，是一種哲學。在陶淵明看來，魏晉名士的獨立如果達不到安靜，也就無法長時間保持，要麼悽悽然當眾而死，要麼惶惶然重返仕途。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大量立誓找回自我，並確實作出了奮鬥的人物，但他們沒有為找回來的自我安排合適的去處，因此，找回不久又走失了，或者被綁架了。陶淵明說了，這個合適的去處只有一個，那就是安靜。

在陶淵明之前，屈原和司馬遷也得到過被迫的安靜，但他們的全部心態已與朝廷興衰割捨不開，因此即使身在安靜處也無時無刻不惦念著那些不安靜的所在。陶淵明正好相反，雖然在三四十歲之間也外出斷斷續續做點小官，但所見所聞使他越來越殷切地惦念著田園。回去吧，再不回去，田園荒蕪了。他天天自催。

照理，這樣一個陶淵明，應該更使民眾感到陌生。儘管他的言詞非常通俗，絕無魏晉名士的艱澀，但民眾的接受從來不在乎通俗，而在乎轟動，而陶淵明恰恰拒絕轟動。民眾還在乎故事，而陶淵明又恰恰沒有故事。

因此，陶淵明理所當然地處於民眾的關注之外。同時，也處於文壇的關注之外，因為幾乎所有的文人都學不了他的安靜，他們不敢正眼看他。他們的很多詩文其實已經受了他的影響，卻還是很少提他。

到了唐代，陶淵明還是沒有產生應有的反響。好評有一些，比較零碎。直到宋代，尤其是蘇東坡，才真正發現陶淵明的光彩。蘇東坡是熱鬧中人，由他來激贊一種遠年的安靜，容易讓人信任。細細一讀，果然是好。於是，陶淵明成了熱門。

由此可見，文化上真正的高峰是可能被雲霧遮蓋數百年之久的，這種雲霧主要是朦朧在民眾心間。大家只喜歡在一座座土坡前爬上爬下，狂呼亂喊，卻完全沒有注意那一脈與天相連的隱隱青褐色，很可能是一座驚世高峰。

陶淵明這座高峰，以自然為魂魄。他信仰自然，追慕自然，投身自然，耕作自然，再以最自然的文筆描寫自然。

請看：

結廬在人境，

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

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

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這首詩非常著名。普遍認為，其中“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兩句表現了一種無與倫比的自然生態意境，可以看成陶淵明整體風範的概括。但是王安石最推崇的卻是前面四句，認為“奇絕不可及”，“由詩人以來，無此句也”。王安石作出這種超常的評價，是因為這幾句詩用最平實的語言道出了人生哲理。那就是：在熱鬧的“人境”也完全能夠營造偏靜之境，其間關鍵就在於“心遠”。

正是高遠的心懷，有可能主動地對自己作邊緣化處理。而且，即便處在邊緣，也還是充滿意味。什麼意味？只可感受，不能細辨，更不能言狀。因此最後他要說：“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哲理玄言詩的痕跡。陶淵明讓哲理入境，讓玄言具象，讓概念模糊，因此大大地超越了魏晉名士。但是，魏晉名士對人生的高層次思考方位卻被他保持住了，而且保持得那麼平靜、優雅。

他終於寫出了自己的歸結性思考：

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

無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