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舊金山和約》簽定以後，日本重新成為了獨立國家，原來對日共的限制措施作為佔領軍的東西就自然失效。趁這機會，野坂參三和宮本顯治也和解了。1955年7月又開了個第六屆全國協議會來清算以前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

按說這也沒什麼錯，但是問題是那些“錯誤路線”的執行者怎麼辦呢？當初說要搞武裝鬥爭也是中央指示，人家可是提著腦袋出生入死的。現在不搞了，還要說上一句那是錯誤路線，當年被殺被捕的哥兒們就只能怨運氣太差了。

這樣一來，一直是絕對地被信任著的黨的權威就垮了。日共這種像風車一樣骨碌碌轉的政策變化，一下子就使其喪失了最基本的支援群體：青年學生。青年學生大多轉向了托洛茨基派。

1956年對於國際共運來說是災難性的一年，這年發生了兩件大事。第一件是赫魯曉夫的斯大林批判；第二件是匈牙利事件。這兩件事對日共的發展都很不利。

現在的人可能不容易理解這兩件事的重要性。

除了在晚清老佛爺的時代有過要殺革命黨的事以外，“革命”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是一個非常酷、非常進步的字眼。在1950年代的世界上，“共產黨”和“革命黨”就是同義詞，不存在共產黨之外的什麼革命黨。蘇聯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祖國，聯共是世界革命的最高司令部，聯共總書記的斯大林則無可爭辯的是所有革命運動的最高領袖，是和*、列寧並列的人。啊，應該說是並列的神。全世界的革命思想家們都在拼命讀《斯大林全集》，拼命在自己的文章裡引用斯大林說過的話。

這時候世界革命大本營的總扛把子赫魯曉夫卻跑出來批判斯大林，你說大家震驚不震驚？這件事和當年天皇的“人間宣言”有得一比，不，比天皇的“人間宣言”尤為震驚：天皇的“人間宣言”是從神降到了人。而斯大林則是從神降到了惡魔。

蘇聯是工人階級的樂園，社會主義國家全是工人階級的天下對不對？可怎麼工人階級在自己的樂園內鬧起暴動起來了？這些個國家的工人階級怎麼就一起開著坦克去打那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去了？

日共無法解釋這些問題，只是說明自己的觀點：日本雖然名義上是獨立國家，但實質上是受美帝國主義佔領的殖民地，因此首先必須把日本從美帝國主義手裡解放出來，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革命。這就是所謂“兩階段革命論”。

因此首先必須搞“反美統一戰線”，團結一切愛國力量。至於現在就要搞社會主義革命，那就是托洛茨基主義。

但是在20世紀60年代席捲日本的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運動中，日共先是沒有積極行動，從而失去了領導權，失去領導權之後又開始攻擊領導運動的學生領袖們是托洛茨基派。這就得罪了一代學生，而這些學生無論左右，現在都是各媒體的主要喉舌，控制了語言權，遇到事情就要攻擊一番日共來報當年的仇，這就使得日共的形象更加糟糕。

後來的中蘇分裂，又使得日共左右為難。既不能得罪國際共運老大的蘇聯，也不願意和一直親近的*翻臉。一直到“*”開始以後才和*鬧翻，而當時的日本左翼人士對中國的*大多持支援立場。

所以現在日共再三標榜的既沒有和蘇聯走得怎麼近，而且就只有它一家反對中國“*”這一事實有意無意地就是被人刻意忘記。

因為日共真正認識到它是一個日本的政黨，凡事只能從日本的實際出發這一點已經太晚了，其實日共現在已經正式放棄了*列寧主義，放棄了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日共所主張的和一般社會*主義政黨沒什麼區別，但日共就是不肯放棄“共產黨”這個名字，而這個名字老給人一個共產國際日本支部的印象，現在很不容易消去。

日共的支援層很有趣，是知識分子群體，而且是高階知識分子群體，主要是教師和律師。都很有錢，所以日共不接受企業的“政治獻金”，因為日共認為企業向政黨提供政治資金就是日本政治*的溫床，也拒絕接受政府的“政黨助成金”，因為日共認為這種制度違憲。

日共的經費來源主要是黨費，個人捐助和機關報收入。訂閱日共機關報《赤旗》的讀者有200多萬，這兩年來經濟不景氣，人們又想起了過去的日共，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出版80年後又重新登上排行榜，2008年上半年就發行了40萬冊，2008年一年中日共新入黨人數達13　000人。

土頭土腦的自民黨（1）

這個題目有點奇怪，不是說日本是發達國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