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趙構無人可用，遂改任宗澤襄陽知府為開封知府、東京留守，全面負責京畿防務。此時的汴梁城物價飛漲，盜賊出沒，民心惶惶。宗澤已經68歲，卻是老當益壯，到任後立刻整頓社會秩序，修築城防，安定民心。

金軍派遣使者以出使偽楚為名，探訪汴京虛實，宗澤將來人拘押，擬予處斬。朝中大臣多持異議，趙構從揚州發來手諭，令其釋放金使，宗澤拒不領命。為抵禦金軍的進攻，宗澤放手發動群眾，聚攏民心，招攬抗金義軍，加強抗戰力量。

時有王善的義軍數十萬人，欲進佔京城，宗澤單騎入王善軍營，曉以微言大義：“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此時的宗老先生在中原百姓之中享有極高的威望，人稱宗爺爺。王善深表感佩，率軍歸降。其餘楊進、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義軍相繼投入宗澤麾下效力，軍威大振。

汴京在宗老先生的經營下，固若金湯。金軍來攻，碰了一鼻子灰，久攻不克之後，只好灰溜溜撤軍而去。在堅守汴京的同時，宗澤上疏趙構二十餘次，請其回到汴京，率領軍民收復失地，均為汪伯彥、黃潛善所阻。趙構只以擇日還京搪塞，又哪裡肯回到汴京這個亂戰之地呢。

中路金軍受阻於汴京，遂加強東路的攻勢，完顏宗弼（兀朮）率兵從江淮南下，大舉進攻趙構所部。趙構一逃再逃，離汴京越來越遠，從揚州跑到鎮江，從鎮江跑到江寧（江蘇南京），又跑到杭州，再跑到溫州，最後被金兵趕到東海之上。金兵孤軍深入，不敢久留浙江，隨即撤軍。金兵走後，趙構才跑到杭州落腳。

眼見趙構怯戰南逃，無心收復失地，宗澤憂憤成疾，他在病中仍然激勵部屬抗擊敵寇。因年事已高，背上又生出疽疾，不久，宗澤病逝於汴京，臨終前，謂眾將曰：“康王怯懦，復國無望，惟寄希望於西北。吾死之後，汴京民心或散，京畿防務堪虞，爾等可至西北，勿忘光復故土。”隨即連叫三聲“過河”而逝，眾將失聲痛哭，中州軍民自發祭奠宗澤英靈。

西北人士賦文追悼宗老先生，劉通主持追悼大會，同時將悼文傳發中原各地，激勵廣大民眾繼續抗戰大業。

就在東路金軍大舉進攻華北、華中、華南之時，西北軍並沒有閒著，而是厲兵秣馬，繼續籌措物資，擬從戰略相持轉入戰略反攻，並逐步加強對西路金軍的攻勢。

為了鼓舞士氣，讓廣大西北人士、西北人民看到未來的希望，劉通等人商議後，決定成立政權機構。參照漢唐制度，設中樞機構宰相府，取代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下設六部，各部門設正職一名，副職一到二名。取消樞密院和其他繁冗機構，簡化繁瑣的政制和軍制，簡化官稱。

官銜為一品到九品，每一品級分為正、從二檔，對武將不作最高任職的限制，軍人可以累升至兵部尚書之職。爵位沿用王爵和公、侯、伯、子、男六檔。

軍銜自下而上分為：校尉－初校、上校、大校，將軍－初將、上將、大將，元帥－初帥、元帥。對應的實際職務為：校尉職－百長、都頭、統制，將軍職－統領、指揮、將軍，元帥職－副帥、元帥。

戰爭時期，軍事統帥相對固定，非戰時期不固定；校尉以下相對固定，將官以上相對不固定。目前的將官任命，採取實戰和軍校培訓二種方式，將來再採取軍校培訓的方式。參照後世的建軍經驗，逐漸把軍官與軍隊分離出來，高階將官的任命由中央政府和國家元首決斷，軍隊聽命於國家元首。

西北搭建政權架構，始於1127年春末夏初，至同年秋初具規模。組建之初，給沂王趙萼掛了個監國的名義，當然不會給他實權的了。架子一搭，汴京官員紛至沓來，對趙構失望而投奔西北的不少，各路地方官吏靠向西北的也日漸增多。對於投奔過來的人士，並非良莠不分，一概任用，而是擇其才具，分別委命，能者上而庸者靠邊站。

西北將士均勸劉通晉封王爵，水漲才能船高，大家跟著高升，豈不快哉！沂王應西北人士的要求，晉封秦國公劉通為秦王，宰相，大元帥。西北軍政人士隨之出任六部要職，榮膺將軍之位，豪傑志士揚眉吐氣。

朝政所在地暫設河東太原，劉通的宰相府、大元帥府合在一處辦公，實際上相當於二塊牌子一套人馬。新的起點需用新的紀年，劉通是不主張採用年號的，大夥堅持要用年號，劉通入鄉隨俗。經過合議，定年號為靖難，意思是驅逐敵寇，厘靖戰難年即為靖難元年。劉通心中打定主意，以後一定要推行數字紀年法，要是大家仍然堅持用年號，那就年號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