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還得把差事做好。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獲得傳教的自由。但光自己明白沒有用，還得讓同伴也明白才行。好在沒用多久，他的同伴們就發現，僅取得皇帝的信任是沒用的，這位年輕的皇帝，並不像與他同齡的腓力二世，或者伊麗莎白女王那樣強勢。相反，他只在乎自己過得好不好，而把一切政務都交給他的大臣們。所以取得這些大臣的認可，才是最重要的。

讓他們沮喪的是，那些京城的官員們雖然彬彬有禮，紛紛邀請他們去做客，但也只是對新奇事物的好奇，更多的是問海外的風土人情，打聽自鳴鐘、西洋琴的來歷，以及能否代購之類。透過交談，他們發現京城高官對世界的瞭解，遠不如上海那些年輕而富有朝氣的官員，其對整個西方世界的認知，都透著妄自尊大，顯得支離破碎且不著邊際……而這正是傳教團遭遇困境的根源，因為《大明會典》裡只記載有西洋瑣裡國，並無大西洋國，所以京城官員普遍認為他們‘其人可疑，其國也真偽不可知’也。

富有學問的明朝知識分子尚且如此，更不消提普通的民眾了，在老百姓心裡，這些西洋人形容醜陋、體毛濃密、且帶著濃重的味道。只肯遠遠圍觀，絕不肯靠得太近，更不會接受他們的禮物，完全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樣子。

這種觀念層次上的錯位，使他們終於明白，自己的傳教事業將會異常艱辛。便想拿出殺手鐧，透過提供免費早餐、向貧民派發衣食，來吸引下層百姓入會，卻遭到了沙勿略的嚴厲禁止，因為這是本土邪教的慣用手段，只能讓天主教蒙上邪教的標籤，害得大家都被抓起來砍頭。

終於體會到當初沙勿略感覺，神父們徹底沒了初來時的傲氣，誠心誠意的請他教導如何去做。雖然生他們的氣，但沙勿略以大局為重，還是把自己的心得和盤托出。他對其他人講道：“首先，為了減少傳教阻力，在傳教初期，要堅持奉行上層路線。皈依普通民眾自然容易，但我們不能像在印度那樣，一上來就打他們的主意。因為這個國家的官員，像監視私產一樣，緊盯著他們的百姓，我們得到太多百姓的信仰，會被視為引起社會不穩的邪教，而遭到嚴厲的打擊。”

見眾人一臉失望，他話鋒一轉道：“但這並不代表宗教不能流傳，事實上，這個國家的人們，自由信仰著佛教、道教、儒教、伊斯蘭教等數種信仰，關鍵是要得到上層社會的認可。假如有一批知識分子，如進士、舉人、秀才以及官吏等皈依天主，自然可以剷除誤會，得到認可，其他人也就更容易皈依了。”

“所以我認為，一位知識分子的皈依，較一般教友更有價值，影響力也大。所以至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努力物件，不是大批民眾，而是大明的知識分子。”沙勿略心中暗歎一聲，最終還是上了沈大人的賊船。

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士大夫的交往，贏得他們的信任，沙勿略讓其他人像自己一樣，先從穿衣打扮做起。首先學著梳理鬚髮、頭戴儒巾。不再披散著頭髮，更不能不戴帽子，因為在中國人看來，這是蠻夷的典型特點！並開始改穿儒服，放棄部分西式的生活方式，轉而學習中國禮節、中式生活方式，以求融入大明社會。

此外，應多多利用西方的科技知識、人文思想，引起大明知識分子對於天主教的尊敬。沙勿略告訴他們：“你們很快就會發現，中國人對‘實學’，比對天主教更有興趣。為了引起更多中國人對我教的注意，我們最好以‘西儒’，也就是西方知識分子的身份出現，這就是我為何，讓你們帶三稜鏡、自鳴鐘、地球儀、世界地圖、以及各種科學書籍來北京，就是要利用一切機會，向中國人介紹天文、地理、數學、物理等方面的知識……在這方面，中國人是很薄弱的，但他們熱衷討論研究，只要我們能引起爭論，並贏得爭論，自然可以聲名鵲起，贏得他們的尊重。”頓一頓道：“中國人並不是一味的妄自尊大，只要能證明他們是錯的，咱們是對的，他們自然會傾慕西方科學，虛心向咱們學習，而後便有機會，把他們皈依我教。”

見他終於指出一條明路，眾神父不禁鬆口氣，卻聽沙勿略加重語氣道：“但我要提醒各位，這個國家雖然流行著各種宗教，但真正佔統治地位的還是儒教。哪怕佛教、道教這樣的本土宗教，也必須將與儒家牴觸的學說去除，才能相安無事。我們新來乍到，更加不能與儒家文化的衝突，而是應該以一種‘補儒’、‘合儒’的配合姿態出現，這樣才能使對方接受我們……”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沙勿略盜用了沈默的一句名言道：“為此，需要諸位努力精通中文，刻苦鑽研儒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