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這一天真的到來了。”

在徐振波感慨於自己經歷的驚天逆轉之時，在大洋彼岸一處大型露天銅礦的採礦場旁邊，一位坐在輪椅上的老人也在發出同樣的驚歎。

這是智利的丘馬銅礦，銅金屬儲量4000萬噸，是全球最大的銅礦之一。不久前，由中國紅河渡礦業集團牽頭，羅冶集團等若干家企業入股組建的一家投資公司，以約合40億元人民幣的價格，獲得了丘馬銅礦35%的股權，成為礦山的第一大股東。

坐在輪椅上的這位老人，是紅河渡礦業集團的前身——原紅河渡礦務局的老局長，名叫鄒秉政。20多年前，為了解決羅冶自卸車銷售的問題，馮嘯辰前往紅河渡銅礦，與鄒秉政進行過一場驚心動魄的較量，最終說服了鄒秉政接受羅冶自卸車。在那之後，紅河渡銅礦不僅不再拒絕國產礦山裝備，還拿出資金，在礦山成立了一個國產裝備實驗研究中心，幫助羅冶、林重等礦山機械企業改進技術，最佳化產品。

那一次，馮嘯辰用來說服鄒秉政的道理，正是認為中國不能永遠依靠出口礦產資源來換取先進裝備，而是應當發展自己的裝備製造業，以便有朝一日能夠用自己生產的裝備來換取國外的礦產資源。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近30年的時間，鄒秉政也早已從礦務局局長的位置上離休，賦閒在家。不過，離休後的鄒秉政依然積極支援國產礦山裝備的研發，很多次紅河渡銅礦與羅冶、林重等企業出現利益衝突的時候，他都以紅河渡老領導的身份站出來，要求銅礦方面以國家裝備製造業的大局為重，不要計較於小集體利益。

鄒秉政在紅河渡當了幾十年的領導，為人正派，繼任的領導班子中大多數人都是他昔日的部下，因此他說話是非常管用的。他的那些老部下聽從他的安排，與羅冶等企業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同時也屢屢在心裡感嘆當年那位20剛出頭的重灌辦年輕幹部對老鄒的洗腦真是太徹底了。

馮嘯辰當年預言中國未來將要去開發國外的礦山，而把自己的資源封存起來，留給子孫後代。對於這一點，紅河渡的幹部們大多數是持懷疑態度的。在那個年代，“外國”是一個高不可攀的所在，哪怕是在“外國”的範圍內排名靠後的南美國家，相比中國而言也是非常先進的。指望外國人買中國製造的裝置，再用他們的礦產資源來償還，這不是痴人說夢嗎？

可是，這一天居然真的來臨了。當羅冶集團的副總經理王偉龍親自到紅河渡來找礦業集團領導商量收購丘馬銅礦股權事宜的時候，大家並沒有覺得驚訝，因為國內的礦業集團在海外收購礦山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經過50多年的開採，紅河渡這座國內最大的銅礦已經瀕臨枯竭，要想生存下去，唯有向海外開拓這一條道路。礦業集團此前就已經開始在海外尋找合作物件了，只是一時還沒有確定最佳的選擇而已。

丘馬銅礦是羅冶新開拓的客戶。這家銅礦的儲量雖大，開發卻非常滯後，受資金的限制，礦山採用的裝備比較落後，生產效率低下，而這又導致了礦山的利潤微薄，從而難以籌措資金更新裝置，陷入了惡性的迴圈。

這時候，羅冶的業務人員找到了丘馬銅礦的董事會，建議他們從中國引入戰略投資者，利用中國投資者提供的資金購買先進的大型露天礦裝置，擴大產能。丘馬銅礦董事會經過審慎考慮，接受了這個方案，因此才有了王偉龍的紅河渡之行。

各方的談判細節自不必細說，紅河渡礦業集團從國家投資銀行申請到了一筆大額貸款，用以購買丘馬銅礦的35%股權。國家在發放這筆貸款時附加了一個條件，那就是貸款中的70%必須用於購買中國製造的礦山裝備，餘下30%才能用於礦山的基礎設施投資或者購買那些中國企業無法制造的裝備。

這個貸款條件，對於丘馬銅礦方面來說，並不覺得苛刻。在此前，南美的企業從西方國家獲得投資的時候，都是要接受同類條件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南美經濟高速發展，興建了許多大型基礎設施，包括投資高達170億美元的伊泰普水電站等，其中的資金大多來自於西方銀行財團。這些西方銀行財團向南美國家投資建設資金時，往往都會要求接受貸款的國家必須從西方企業採購裝置。結果，從西方銀行拿到的錢，轉個手又回到了西方企業的手裡，並未給南美本地的製造企業創造出機會。

借錢搞建設，卻未能培育出本土的製造企業，最終的結果就是到了要還債的時候，才發現自己根本沒有償債能力。於是，一場金融風暴便呼嘯而來，席捲了所有的南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