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當東自己也感到很榮幸，這個荷包後來他一直儲存著。（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回到英國後，小托馬斯·斯當東並沒有浪費他此行打下的中文基礎。中國之行激發了他的興趣，他繼續刻苦學習中文。

中文特長奠定了他一生事業的基礎。5年後，也就是1798年他被聘為東印度公司廣州分公司的書記官，長駐廣州，幾年後就任總管專員，居留中國18年。嘉慶年間的1816年，他又參加了英國另一次對中國不成功的出使。這次出使徹底斷了英國人透過和平手段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念頭。1817年後，他返回英國南漢普頓，成為下院議員。

中國經歷在他心底結下了濃濃的中國情結。他終生喜歡中國事物。他在城裡修了一箇中國式的亭園，起名為“古亭萊園”，其中的標誌性建築是一座仿中國樣式的燈塔狀古亭。古亭萊園的書房中藏有大量中國書籍。他用10年的時間翻譯了《大清律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文的著作。除此之外，他還著有《中英商業往來札記》《1816年英國使團訪京紀實》《論中英關係及其改善之進言》《英中商務考察》以及譯著《異域錄》等。1823年他與亨利·托馬斯·科爾布魯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共同建立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這使他成為英國漢學史上一位知名的漢學家。（《英國漢學史》）

這樣一個人當然在中英關係中最有發言權。濃厚的中國情結並沒有妨礙他向英國人建議進攻中國。乾隆皇帝的荷包也於事無補。事實上，中國之行令年少氣盛的他深感屈辱，從中國回來後，他就一再告訴英國人，對中國必須採取強硬手段，想透過和平手段讓中國人尊敬英國是不可能的。

從中國回來後，馬戛爾尼預言，一旦中國這艘鉅艦受到攻擊，“它將永遠不能修復”。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貿易將受到擾亂……各國的冒險家都將來到中國，企圖利用中國人的衰敗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們之間將展開無情的鬥爭”。在這種對抗中，富的愈富，窮的愈窮。“英國靠著它的創業精神已成為世界上航海、貿易和政治的第一強國；從這樣的急劇變革中，它將獲得最大的利益，並將加強它的霸權地位。”

這是驚人準確的預言。

英國人在1793年跪求乾隆而沒有得到的東西，在1842年透過戰爭一條不少地得到了。《南京條約》的五點核心內容，與馬戛爾尼跪求乾隆皇帝的內容幾乎完全一致。

1793年馬戛爾尼提出，擴大英國在華的通商口岸，增加舟山、寧波、天津等處；1842年的《南京條約》第二條則規定，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等處為通商口岸。

馬戛爾尼要求，“英國水手須受約束，不宜與華人來往，懇求給予靠近廣州的一塊地段或一小島，以資使用，作為水手商人棲息養病之地，為英商之居留地”。他所指的所謂小島，是曾經經過彼地、而且做了認真描述的香港島。《南京條約》第三條則規定，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常遠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馬戛爾尼要求結束公行壟斷，而《南京條約》第五條取消公行，任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在粵省貿易，向例全歸額設商行亦稱公行者承辦，今大皇帝準其嗣後不必仍照向例，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

馬戛爾尼要求中國公開固定的關稅稅率，按照中國宣佈的關稅稅率切實上稅，不在稅率之外另行徵收。“並請將中國所定稅率錄賜一份，以便遵行。”而《南京條約》規定：“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由部頒發曉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納。”

當然，《南京條約》在馬戛爾尼的要求之外，還有所“格外施恩”。其中就包括恩允英國人以後來中國可以攜帶妻子。如果說其他各條都是在英國人的炮艦威脅下應允，對中國百害而無一利的話，只有這一條被中國官員認為對中國很有好處。負責談判的中國官員耆英對皇帝解釋說，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嚴禁外國人攜家眷居住廣州，“立法本嚴”，但現在看來，這一規定也有弊端。因為外夷之所以難於控馭，正在於外國人在中國無所繫戀。性壓抑使他們脾氣暴躁。現今允許外國人帶老婆住在中國，那麼他們就會聽話得多，因為“英夷重女輕男，夫制於婦，是俯順其請，即以暗柔其性”。英國都是女人說了算，用婦女的溫柔改變英國人的性格，以後就好打交道了。

這番高論令乾隆的孫子道光連連叫絕，立馬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