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我詐，逃避盤剝”，“商商鬥爭，故弄玄虛”，“以小利收買大煙館”等經營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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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土大王（6）

從以上三個煙土大王的簡介中，我們可以看出煙土商大都與官僚、軍閥、帝國主義國家、黑社會相勾結，尋找後臺；經營鴉片煙土，富於冒險，無所不用其極。正因如此，他們都獲得了豐厚的暴利。他們的發家史，典型地說明了鴉片在中國氾濫的社會背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官僚的庇護。

綜上所述，鴉片煙土商之經營煙土業，勾結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各級官僚、土匪、幫會，想方設法，欺人騙錢；他們四處奔走、販運，惟利是圖，使煙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在全國氾濫成災。近代中國，在政治上已沉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英帝國主義所販運而來的煙毒，加上煙商的拚命販運，使中國又成為煙毒的世界。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又遭受著煙毒的折磨。煙毒，不僅給吸食者造成了傷害，即使是對大多數煙販而言，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在四川宜賓，有所謂煙販“四客變化”的說法，反映了多數煙販的必然結果和命運。這四客變化是：販煙者初來宜賓是“煙客”；賺了錢，少不了要過豪華腐化的生活，去到賭場時，就變成了“賭客”；再逛逛妓院，就是“嫖客”；等到錢輸光、花光，就只能當“棒客”（以盜劫為生）了。

挑膏店（1）

挑膏店，又叫熟膏店、零剪店等，是專門熬製煙膏，零售給煙館及吸食者的店鋪。鋪中往往設有煙燈、煙槍，供吸食者使用。

熬製煙膏，是一門技術性較強的手藝，最早是從海外傳入的，廣東人得風氣之先，首先學會了熬製，慢慢傳入浙江、福建及其他地方。

正因為廣東人首先學會了熬製煙膏的本領，他們的手藝最高，所熬之膏深受歡迎。在清末民初，上海的煙膏店主要集中於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內，主要是由廣東人即廣州幫和潮州幫開設的。最著名的有廣誠信、廣誠發、廣誠昌、廣福和、廣維新、趙南來等數十家，均屬廣幫；林恆豐等數十家則為潮州幫。廣幫煙膏以香味濃厚為上，更有所謂不知年代的陳膏、宿膏。廣幫之煙膏價格昂貴，在清末每錢一百三十文至一百六十文之間，每大洋一元只能購得一兩煙膏，有時只能購得七八錢。雖然如此昂貴，還是深受癮君子的歡迎，因為“老吸菸者，非此不得過癮也。如吸別幫之煙，每過癮須五錢者，吸廣煙只須一二錢，蓋大土力厚之故”。另外，廣幫菸灰也可以換煙，“每灰一兩換煙四錢”。

在全國其他地區，土膏店也很多，如毗鄰上海市的衰敗不堪的上海縣城，也有土膏店二家：一公記，在本城；一晉記，在亭林城廂。

在山東濟寧，土膏店有董其盛開設的“盛華”，袁鳴皋、李幼石開設的“鳴石”，曹安卿經營的“壽康”，滿隸園掌櫃的“洪園”，劉海亭經理的“新新”等多家。

在安徽安慶，民國年間也有多家土膏店，有王烈侯、王少侯在同安門外開設的土膏店，有李連旺在大南門沿河街開設的土膏店，有王宏發在同安門開設的土膏店，有楊賢文先後在溝兒口、西門正街、韋家巷開設的土膏店，這些土膏店時開時歇，經常有八家左右。

在浙江溫州，土膏店又叫“大土館”或“大土宕”，折兌與門零皆營。其煙土主要購自大土行，熬成煙膏後除賣給煙館外，還開燈供人吸食。這些土膏店家家門首高懸“公班水籠，大土折兌”或“燒焙大土，塘原煎”等招牌，極言其質量好，煎法考究。主要土膏店有：南大門車橋頭的馬武元，虞師裡的王巖明，謝池巷的銀翠，城西街的潘昆，水井佛前的伍老大，麻行僧街的凌子耀，東門外的公釋友，大同巷的阿有，西門的王怡生、同春、醉樂軒，文書巷的五雲閣，府前街的留香閣等多家。

甘肅在清末即有官膏局，光緒三十四年（1908）以後，全省各地都先後設立。官膏局負責徵收煙稅，收購鴉片，零售生熟煙膏。天水的官膏局曾貼出告示，大唱禁菸高調，而自身卻大賣煙膏。這種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作法，十分荒唐，使人反感。一天，有人在官膏局的門上貼了一幅對聯，很有諷刺性，也很有見地。對聯曰：“民食官膏（鴉片），官食民膏，上下交徵，危矣；男穿女衣，女穿男衣，陰陽錯亂，怪哉！”

以上所舉，僅僅是南北幾省的一些例子，要之，從中可以看出全國各地都有販煙膏的店鋪。隨著各地店鋪的廣泛設立，熬製煙膏的技術也廣泛傳播，其方法雖然大同小異，但各有小技巧，得以成名。煙土的熬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