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士（包括梁啟超），一但投入，為時不久，就會變成一個黨同伐異，爭吵不休的北京特產的幫閒政客。

更可嫌的是他們人多勢大，而位尊祿厚。他們個體的年薪，平均為六千銀元。以當時購買力來計算足夠購買至少一千擔華南的稻穀，或相同數量的華北大麥。這在當時餓莩遍地的中國之任何一省，都是個特大號地主的收入。另外，國會每次會議時，與會者更享有‘出席費’的高額補貼。至於山珍海味的宴會；花酒、鴉片、賭博的酬酢；就更是家常便飯了。這與當時徹底破產的中國社會中億萬民眾的貧富差距，未免太大了。他們事實上，與當時貪汙腐化底軍閥官僚，是一丘之貉。但卻是統治階層中，最大的一個官僚集團，哪能算是人民的代表呢？再者，民初的議員也沒有多少人，懂得什麼叫做‘議事規則’。在正常集會時，除吵鬧不休之外，往往是會而不議，議而不決。因為會議時法定人數，時有不足故也。當時很多議員個人生活也非常糜爛。吃喝嫖睹，拉關係，走後門，都視為當然。當年北京的紅燈區，住滿高階公娼的‘八大胡同’，便是國會議員，最愛光顧的遊憩之所。社會人士也見怪不怪。君不見，當時清望所鐘的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中國共產黨的創黨人和‘家長’，陳獨秀教授，不也是八大胡同的常客？那是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的初期嘛。社會輿論不以為異呢。且用個今日大陸上的口語，八大胡同‘你不逛白不逛’呢。（關於當年國會之不得民心，參見張玉法著，‘民國初年的政黨’，一九八五年臺北版，所引媒體的報導和評論，頁四五○─四五一。）

或問，議會政治，在今日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都是全民景仰的體制，何以行之於中國，就糟亂若此呢？答曰，在先進的民主國家裡，這種議會制度，都是數百年，不斷的實踐，慢慢地一級一級發展起來的結果。我們來個速成班，搞東施效顰，一步登天，那有這麼容易呢？百年回首，時至今日，二十一世紀了，且看臺灣的議會政治，是否還有待改進呢？大陸至今對它還視為毒蛇猛獸，望而生畏，碰也不敢碰一下呢。

總之，咱中國佬，要想掌握這套本領，恐怕至少還要半個世紀的苦苦磨練呢。近百年前，我們的老輩政客，看人家挑擔不重，畫虎不成，就出笑話了。

【筆者附註】我的好友，當代治民初國會和政黨歷史的權威張玉法、張朋園兩教授，都相信書面史料，認為民初國會議員真的是當時具有選民資格（約佔全人口百分之一）的選民選舉出來的。（見張著前書，第四章，第三節。）在下比兩位張教授痴長半代。舍下親友老輩，頗有當年國會中人。根據筆者個人幼年期所聽到的‘口述歷史’，就沒有一個所謂議員真是經過選民票選的。這也就是我個人所深信，‘口述歷史’往往可以彌補著述歷史之不足的緣故。

再者，抗戰後，我自己也具有選民資格了。在一九四七─四八年，所親眼看到的立監國大代，也絕少是真正選民票選出來的。參選的候選人，其主要競選的地區，不在他們參選的省縣，而是在南京四處請託。當時大陸上最現代化的選區，上海南京應該是模範了。可是我在先嶽吳開先先生逝世後，一次和上海區選出的立委馬樹禮博士閒談，馬公就告訴我說，當年在上海參加選舉，‘沒有開公點頭，是不可能當選的。’其所以然者，是當時立監國大代的名額的分配，已由國民黨各派系，和民青兩黨議定了。競選者只能在各該黨派中和自己的同志去競選，與社會上的一般選民，關係不大也。吳開先先生當時是執政黨、CC系駐上海監管選務的要員。沒吳氏點頭，任何競選者，都難得冒進了。上海尚且如此，其他落後地區，尤其是民國初年，那就更不用談了。

筆者本人在離開大陸之前，也曾在我母省安徽當過一陣編輯和記者，個人所見所聞的選舉故事，也是筆難盡述的。此處談點個人的觀察，絕無意低貶前賢老輩，我只是覺得‘形勢比人強’的歷史古訓。我們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文化轉型運動，是分階段前進的。時代未到新體制不但是無法躐等推行，甚至不斷的在回水中倒退，而且愈退愈遠。

且看民初國會議員，在國會內曾享有許多獨立行動的自由，包括拒賄和秘密收賄的自由（像曹錕賄選）。在國民黨時代，雖然許多自由都沒有了，但是競選者如認為選舉不公平，還有抬棺材抗議的自由。到共產黨時代，不但抬棺材抗議的自由沒有了，連開會不舉手的自由也沒有了。這就是歷史三峽中的回水，把躐等引進的政治社會體制，回沖得，愈衝愈遠的例項之一啊。

孫中山也受賄百萬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