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明朝一位叫陳振龍的人從呂宋島引進了一種叫“朱薯”的農作物，並且在四個月後”引種成功，改名番薯。

且在次年，福建南部遭逢大旱。《漳州府志》記載：“野草無青，禾無收，餓民遍野”。當時福建巡撫金學曾當機立斷，曉諭閩南各縣廣為栽植番薯。短短几個月之後”番薯大獲豐收，饑民“足果其腹、災不為荒”。

只是幾個月的時間，番等的存在就解決了一次災荒，可見番薯之盛。

福建這裡隸屬嶺南，丘陵縱橫、紅土處處，只有小片平原和盆地可以種植稻米；不僅田狹民稠，並且土地貧瘠、零碎，自從“禁海令”頒行以來，災荒、飢謹、產米不敷、民生蕭條……種種苦難充斥民間，不絕史冊。

但因為番薯的存在”饑饉漸漸淡出了福建。

關鍵在於番薯粗生賤養，即使“地屬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說丘陵地、紅土地了；它淺埋土中，風雨不能侵蝕，兼抗幹早；產量極高，上地一畝約收萬餘斤，中地約收七八千斤，下地約收五六千斤……如此驚人的常量很快成為這個省份此後五百年的民生象徵。

也許是因為番薯太過低賤，並不為江南地區接受，成為了一大憾事。

可在康熙朝時，為斷絕東南諸省對臺灣的供應，清政府下達遷海令。船隻、房屋、稻禾一概焚燬之外，沿海居民全部向內地山區遷移，“違者立斬不赦”。在持續二十餘年的遷海中”千萬難民如同牲畜，眼神灰濛濛地走向深山，死亡載道者以數十萬計。

就在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