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訓練的田勇們被太平軍打得驚惶失措，蜂擁返奔，數萬潰勇很快把湘軍正規部隊的陣腳衝得大亂，這時石達開才命部隊就勢掩殺過去，太平軍越戰越勇，反敗為勝，並擊斃都司龍復勝，把總洪覆勝等人。

兩天以後，蕭啟江收拾殘兵，再攻池江，先設伏於麻布隴一帶，再誘石達開出戰。

石達開識破是計，傳令堅守不出，僅派數百人對付前來“誘敵”的清軍。

26日，蕭啟江再次佈置伏兵後進攻池江，太平軍仍不假理會，反公然將大隊撤出池江，向南安城靠攏。蕭啟江因四天前的大敗心有餘悸，竟不敢追擊，眼睜睜看著太平軍從容退向南安，直到數日之後才追向南安。

池江的勝利極大鼓舞了太平軍計程車氣，而蕭啟江不敢尾追的事實則顯示江西湘軍氣焰受挫，石達開決定抓住這一有力時機，加速實施向湖南的戰略轉移。

石達開一面指揮部隊向湖南轉移，一面在南安佈下誘敵之計，拖住湘軍，掩護大隊。

3月4日，湘軍追到南安城下，但見城中煙焰迷天，隨即聽說太平軍發生“內亂”，守軍棄城而走，蕭啟江急派營官朱桂秋、黎得勝、胡中和、劉嶽昭、梁萬貴等會同練勇攻領東門和北門，營官毛冶祺、秦華祝、唐星照、戴齡等會同田勇進攻城外各村“賊壘”“賊館”。

是時南安南北二城的太平軍主動西撤，且戰且退，誘敵深入，而後殺回馬槍，痛擊追兵。

接著，各村號角四起，蕭啟江急忙傳令收隊，不敢再向已是空城的南安邁進一步。守軍見湘軍受到震懾，不敢再進，遂安然返城。

其後三日間，湘軍未敢再攻南安，直到3月7日始復來，這時太平軍大隊早已轉入湖南，留守的小股部隊不再多與湘軍糾纏，兵分兩路撤退。

就在蕭啟江部湘軍被拖在南安的十餘日間，石達開所部江西太平軍已全面挺進湖南。

池江大捷四天後即1859年2月28日，奉命自江西崇義進軍的太平軍賴裕新、傅忠信部進抵湖南桂陽熱水嶺，遭到清軍劉培元、彭定太的阻擊，打響入湘之戰。

在太平軍猛烈進攻下，清軍僅數小時即“全軍覆沒”，桂陽趕來的援軍急忙逃回城內。太平軍將清軍營壘盡予摧毀，並於3月2日攻克桂陽縣城，取得在湖南的第一個據點。

3月11日，太平軍以騎兵開路，衝進駐紮桂陽、宜章分界處文明司的清軍營地，清軍潰敗。

12日，又大破駐紮官渡的清軍營盤，並以騎兵追擊，乘勝直下宜章。13日，由秀流河上下游同時發動搶渡，擊潰扼守秀流河的清軍，擊斃守將段萬彩劉祥信等人，攻克興寧。

至此，湘東南三大軍事重鎮在半月之內接連為太平軍所據，郴州府門戶洞開。太平軍在入湘第一階段中牢牢把握主動，順利實現向湖南的戰略轉移，南本是湘軍的老巢，但“官紳招勇籌納，百計外援，物力巳薄”，加之當時兩廣和湖南交界地區農民起義此起彼伏，與太平軍搖相呼應，聲勢愈壯，湖南巡撫駱秉章擔心石達開的乘虛而入全線動搖各省湘軍的軍心，進而影響整個戰。

“湖南頻年內固封守，外援四鄰，財力既殫，人才亦耗……茲大股逆賊乘虛竄突，倘不能迅速剿除，不但本省生靈遭其荼毒，即紳民之出演援剿者，皆不免有內顧之憂，而東南大局且將不可復問。”

於是一面“籌餉募兵”，飛檄各郡蒐集兵將、編制隊伍，飭留籍湘軍頭目火速招集舊部，集結在籍湘軍官兵四萬餘人，一面急從各省抽調步兵、水師、炮艦、馬隊入湘助剿。

湘東南三大戰略要隘失守後，清軍退守宜章至郴州和興寧至梆州兩條路線。因興寧以西為東江所隔，石達開命部隊從宜章進軍。

3月15日，賴裕新等自宜章出發，間道趨郴州府屬之外嶺、良田，迅即攻克，擊斃清巡檢盧銓，乘勝奪取郴州，跟著分兵兩路進攻桂陽州，17日輕取桂陽州，全殲守敵，僅知州張濟遠一人倉惶逃命。

郴州失守後，湖南巡撫駱秉章判斷太平軍將北進常寧以窺湘江樞紐衡州，當即以衡州為中心部署了防禦反擊體系。

石達開見清軍把戰略重點放在控制通往衡州的水陸交通線上，對常寧防守尤為嚴密，遂再一次將計就計，採用聲東擊西之策，以少量兵力佯攻衡州以南的常寧，牽制湘軍主力，而太平軍主力向西迂迴，擬從西南方繞過衡陽，取道祁陽直搗湖南中部重鎮寶慶。

在寶慶休整並補充糧草後，既可作為經略兩湖，下趨衡州、武漢，或進取長沙的據點，又可向西出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