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衛和筆貼式，有點兒才能那升官就像飛一樣，就算沒啥能耐，會拍馬打點，那升官的速度也不會太慢；至於女孩兒，則可以選秀，中選的可能性也遠高於下五旗。……而上三旗之一的正黃旗又是皇帝出身的一旗，為八旗之首，更不是其他各旗可以比的。想到自己居然被抬入了正黃旗，海六差點兒就歡喜的咬掉了舌頭。

“果然還是一個姓出來的，終究還是為自己人考慮啊……”海六一邊興奮，一邊感激著馬德和那位只見過一面的“嬸子”，他突然間覺得，馬德有九成九的可能真的是自己的堂叔。

“你嬸子是正黃旗的赫舍里氏，所以為了方便呢，就把你歸到了自己的旗下。也就是說，從今天開始啊，你就是你嬸子的旗下奴了，知道了嗎？”於中又笑嘻嘻的說道。

“砰！”急轉直下，腦中一炸！海六惶然的看向了於中！……他當然知道於中嘴裡所說的“嬸子”是誰，不過，他關心的不是這個，他想起了某個拿著擀麵杖打掉了他一口“秀牙”的傢伙，聽說那些人都是多羅郡主羅欣手下，也就是說，是他“嬸子”的手下。

“完了，原來還是打算接著收拾我……”海六一屁股坐倒在了地上。

晉商與晉商中的幾大家

雖然中國自古都有重文輕商的傳統，但中國人善於經商的傳統卻傳承了數千年，在人類歷史上，中國商業大多數時間都處在世界的第一的位置，對中華民族的進步、經濟的繁榮、文化的建設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晉商應該說是龍頭是老大，特別是進入明清以後，這種現象更為明顯。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鉅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期，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佔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到了後世的21世紀初的北京，還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