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吼叫著在本——古裡安機場大雨淋過的跑道上著陸。當飛機起落架平穩地接觸地面，機上旅客齊聲鼓掌。大鬍子的駕駛員扭過頭問我：“飛得怎麼樣？”我問：“你是問駕駛技術還是問飛機？”“兩者。”“飛絕了！”我豎起大拇指，“可美國飛機造的也不錯。”沒想到，這傢伙竟大為不滿：“嘿！這飛機可是我們自己造的，型號叫‘阿爾法’。”

諾大的機場內靜悄悄空無一人，剛才的旅客眨眼間如水銀瀉地不見蹤跡。循著英、阿、希伯來文路標，我扛著被雨水弄得溫淋淋的行李爬上二樓敲開移民局辦公室的大門。一位著土黃軍褲的中年漢子開門發給我一個防毒面具、一支注射器和一小瓶棕色藥粉，揮動著肥厚的大毛手。教我如何躲避飛毛腿，中毒後如何自我注射，如何將藥粉塗到被糜爛型化學武器弄傷的面板上。

機場問詢處的小姐聽說來了箇中國人，一聲尖叫又招撥出一大幫人圍著我看新鮮，刨根問底地研究中國人與日本人、朝鮮人的區別。我幫他們概括了一下：凡是象我這樣一米八幾的大漢一般都是中國人，其他各國一個比一個矮。

深夜，在我落腳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樓，我溼淋淋地趕到以色列新聞部辦公室。一位官員正在鎖門，“你是蘇聯人？”他指了指我攝影背心左上角的五星紅旗。“不，中國，北京。”他“哦”了一聲再次打量了我半天：“對不起，我從未見過北京來的中國人。我馬上就給你辦採訪證。你打算呆多久，10天？我先給你開15天。如果不夠，我再給你延期。”

十五、生活在面具後面的以色列

昨夜（2月1日）特拉維夫沒有遭到伊拉克飛毛腿導彈的襲擊，人們在不安中度過了二月的頭一個週末。這天，只有一架為Salamis　私人所有的“阿爾法”式小飛機載著14名旅客在特拉維夫降落。所有航班早已因海灣戰爭而中止了到以色列的飛行。

在特拉維夫機場二樓，移民辦事處的民防人員向剛入境的旅客免費提供防毒面具。雖然剛剛晚上九點，機場已沒有任何交通工具進特拉維夫城區。

2月2日早晨，特拉維夫陽光明媚，西臨碧波萬頃的地中海，氣候溫溼。也許由於是週末安息日，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我怎麼也找不著飯吃。我們的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的法國大菜貴且不說，我連選單都看不懂。指揮我的攝影部讓我餓了上街找小飯鋪，渴了喝衛生間裡的水，攝影部副主任林川說，歐洲自來水符合衛生標準，省出美元用在刀刃上。

位於市中心的華人餐館Tenli　chow的主人因為怕轟炸已不知去向。一位名叫哈雅肯（Hayarkon）的出生於巴格達的猶太人說“飯館全關門了”。他自告奮勇地推薦我去他朋友開的一家小館子Avazin吃“希希立克”，好歹填飽了肚子。

街頭，行人很少。特拉維夫的王府井——阿蘭布（ALENBU）大街也沒有什麼人。到處是“請隨身攜帶防毒面具”的提示。在拉馬特岡Ramate　Gan，一群身背防毒面具的市民正圍著一處前一天被“飛毛腿”導彈炸燬的民宅發呆。計程車司機說：“到目前為止，已有14人死亡，192人受傷。”廢墟插了一面六角形的“大衛星旗”，旁邊樹立起一塊高4米，長10餘米的藍色巨型木牌，上用白油漆書寫著該區區長的一句話：“拉馬特岡在它公民支援下堅強挺立（Ramate　Gan　stands　firmly　behind　its　citizens）。”廢墟旁，一臺推土機正在平整土地，計劃重建一座新屋。

豪華的希爾頓飯店（Telaviv　Hilton）的第六層修建了防毒室。住在這裡的賓客被告知，一旦有空襲警報，應立即進入六樓防毒室。我的好朋友、日本《新聞週刊》攝影記者村田信一由於忘帶防毒面具而不許回希爾頓飯店。

猶太出租司機ABRAMOVIZ　HAIME　的車裡也放了防毒面具，望著明亮的藍天，他自言自語道：“但願今夜平安無事。”

2月2日晚，我和加拿大攝影記者喬正漫步德里希沙龍大街，突然響起了空襲警報，鬼哭似的警報聲在四周嗚咽，抬頭仰望，只有高樓叢中一線青天。家住該街99—G　—9號的小夥子嘉迪連拉帶拽地把我倆弄上他家的二樓。這是一間大約只有10平方米的空屋，門窗縫上貼滿了塑膠密封膠條。小夥子最後一個進屋，手忙腳亂地用膠帶紙封死身後的大木門。他命令我們戴上防毒面具，見我沒有，就大聲訓斥：“如果讓警察碰上，非罰你兩百謝克（合120美元）不可。”小夥子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