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來；始終在以這種計算方式來衡量著自己的得失。內戰爆發一年；共產黨軍隊總兵力由內戰爆發時的一百二十七萬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九萬兩千人；野戰軍兵力從六十一萬人增加到九十二萬六千人；而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從內戰爆發時的四百七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其中正規軍兵力從兩百萬人下降到一百五十萬人。共產黨軍隊兵力的增加顯然受益於經過土地改革翻身青年農民的參軍熱情；同時得益於相當數量被俘國民黨士兵的立場轉變。

由於戰爭規模巨大；國民政府的軍費開支已經佔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沉重的戰爭負擔讓國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財政壓力。抗日戰爭結束時由於得到美國大量的裝備、物資和資金而實力充足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一九四七年；美國資本在華投資佔各國在華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十。這些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一起控制著中國經濟；民族資本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嚴重萎縮；全國的工業產量在一年中急劇下降了近百分之四十。在國民黨政府控制的農村地區；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農民生活悲慘；大量的農民逃離土地而選擇流浪。一九四七年；僅河南、湖南和廣東三省棄耕的農田就達五千八百萬畝以上。

經濟的惡化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財政收入為法幣十四萬億元；而支出卻高達四十三萬億元。內戰爆發時；國民政府發行的紙幣發行量是三萬七千億元；而到一九四七年便猛然增到三十三萬億元。以至中國的印刷廠無法承擔如此巨大的印刷量；需要美國和英國的印刷廠協助印刷。貨幣的大量發行引起物價飛漲；物價平均價格已是抗戰勝利時的六萬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國民政府發行的一百元法幣的購買力演變過程：一九三七年可以買兩頭牛；一九四五年可以買兩個雞蛋；一九四六年可以買六分之一塊肥皂；一九四七年只能買到一顆煤球。

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議風潮四起；抗議的內容多是“反飢餓”、“反內戰”。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輿論；談論最多的還是國共雙方軍隊計程車氣。

戰爭已經進行了整整一年；蔣介石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的是士氣問題。

而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寫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民黨軍隊計程車氣問題有如下描述：

……當敵人是日本人的時候；不斷的打仗似乎還有些道理；而這是打中國人的時候；就沒有多大斗志了。這種士氣的消沉；似乎反映軍隊中並不瞭解內戰究竟為了什麼。而在某些場合；他們就容易接受共產黨要他們放下武器的呼籲。

美國記者葛蘭恆訪問了設在山東半島深山裡的一所“解放軍官招待所”——實際上就是一所戰俘營——“招待所”裡住著五十多名被俘的國民黨軍高階將領。

到達“解放軍官招待所”需要步行穿過許多險峻的山谷和隘口。這裡是一個極其秘密的地方；也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猶如香格里拉的縮影”。八間房屋分佈在兩個院子裡。還有一個院子裡是俱樂部和食堂。窗戶上都安了阻擋蚊子的紗布。這裡吃的不錯；每天有兩斤四兩糧食；兩斤半蔬菜；每個月有四斤肉；而負責警衛這裡的共產黨幹部和戰士一律吃粗糧和鹹菜。這裡甚至還可以享受到“一個小小的奇蹟”；即兩個“與人體一樣大的外國搪瓷洗澡盆”；澡盆是共產黨官兵靠人力千辛萬苦才運進山裡的。這裡禁止使用“戰俘”或“犯人”這樣的字眼兒；被俘人員一律被稱為“解放軍官”；他們的被俘日被稱為“被解放日”。他們由一個自己民主選出來的委員會管理自己；“只要他們不搗亂不逃跑；就會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論和集會的自由”。這裡的學習安排得十分緊張；內容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之比較”等等。——只有一位將領不願意參加學習；他就是原國民黨軍整編二十六師師長馬勵武。“馬將軍除了學英語外；頑固拒絕學習任何別的東西。”

倔強的馬勵武將軍終於願意與記者交談了。他首先對共產黨在解放區搞土改的做法表示讚賞；認為只要堅持搞下去；必會取得更大的社會成果。但他對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的前景表示悲觀：“蔣介石本人知道戰爭必須停止；但是我認為他不會放棄戰爭。即使是錯誤的政策；他也會執行到底。因為他認為他就是政府；他必須維護他本人和國家的共同威信。而且；戰爭結束；他的事業可能也就結束了。”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蔣介石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圖在內戰爆發一週年之際再探詢一下美國政府的立場。司徒雷登的具體立場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