碼應該幫助他找到自己的介紹人。不然，黨在群眾中還有什麼威信？我父親仗著自己的老資格和做人正直，罵了領導一輩子，領導也經常給他穿小鞋。但是說到“迫害”，那是沒有的，畢竟是工人階級的領導。他們廠歷任大小領導，全都來我家拜訪過，被我父親強迫喝上一口糠麩酒，嚥下一口什錦菜，然後臉紅而去。在那時看來，這就算“腐敗”了。 父親因為資格“老”，在“文革”初期就被揪鬥過。說是“蹶了一宿”，就是被強迫彎腰接受批鬥一晚上的意思。不過到黨的“九大”以後，人們的心理上普遍認為“文革”已經過去了。大人們經常說“文化大革命那時候”如何如何，我父親就操著一口魯南話，經常罵“文化大革命那時候”，主要是罵“打砸搶”和不孝敬父母、不尊敬老師。我們直到宣佈“文革”正式結束，才知道：哦，剛才還是“文化大革命”哪。到1970年前後，我個人感覺是物質精神生活都很正常，包括父母經常參加什麼學習，我認為，誰學習都是應當的，不學習，還是個人嗎？ 可是這天父母的神情彷彿有點怪。他們告訴我，父親明天要去參加一個學習班，要住在那裡。我聽了就有點羨慕，我一輩子喜歡吃別人家飯、住別人家床、聽別人家話、給別人家幹活——天生的無產階級的命。所以次日早上父親出門時，我要跟他去。父親在樓門口抱了我一會兒，放下走了，我又追上去，父親又抱起我。我從小性格與父母不合，父母經常打我，特別是四五歲後，抱我很少。所以這個場面我記得非常清楚，連同那高遠晴朗的天空和樓裡各家炒菜的香味。我長大後經常想到他們對我溫情的一面，也就原諒了他們對我的無理毆打。這時母親喚我回去，父親卻說就讓這王八蛋跟我去吧。於是我就這樣跟父親來到了“學習班”。 那時的“學習班”就是各單位專門成立的對有錯誤、有問題的人員進行強制性思想學習和思想改造的內部清理機構。一般不許回家和自由出入，不許隨便對外聯絡。至於時期長短、具體規則，那是百花齊放。據說有的學習班如同拘留所，學員如同犯人，挨打受罵。而有的學習班則如同養老院，美食終日，讀讀報紙，大概跟美國拳王泰森蹲的監獄差不多。泰森如果描寫美國監獄，肯定跟非法移民入獄者大不相同。 我父親去的這個學習班是哈爾濱市商業局系統的一個大班，學員有好幾百。學習地點是在一個大學，好像是哈爾濱師範學院（今師範大學）。報到時要交幾塊錢伙食費和幾斤糧票，這有點象徵性，實際吃的東西價值遠遠超過這些。報到後發現許多叔叔阿姨我都認識，包括父親廠子的一些黨員幹部。他們看我來了都很高興，因為他們都知道我“有兩下子”。其他單位也有帶小孩來的，但都沒精打采的，可能不是自願來的。然後是分配房間，8人一屋，很大，有20平米。小孩跟大人一張床。房間非常乾淨，我覺得像旅店，現在想想，那是學生宿舍。    
跟父親蹲牛棚（2）
以後我就過了一段十分愉快的日子。每天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天天有肉有細糧，而且花樣很多。我家當時只我一個孩子，生活是那一帶比較好的，但因為開支無計劃，父親總在外面大吃大喝，所以一般禮拜天才吃肉，米麵也不能天天吃。這個學習班裡，吃飯時8個人一桌，早上是饅頭、燒餅、玉米粥，四盤素菜，兩小碟鹹菜。中午和晚上是饅頭、發糕、油餅、花捲、米飯、麵條輪換，六到八盤熱菜，葷素各半。有時也吃窩頭或餃子、包子，吃窩頭時就配大米粥，吃餃子、包子時就不給菜，但醬油醋和大蒜隨便吃。父親提醒我不要多夾肉，要把肉留給別人。可是別人經常把肉夾給我。我在這兒倒是學會了集體生活的一些規矩。父親在部隊生活多年，對這種大鍋飯十分習慣。他給大家講了很多部隊上吃飯的趣談。比如怎樣能夠多吃到飯？你如果盛一大碗飯，以為很多，可是等你吃完再去盛時，飯桶裡已經沒有了。聰明的人應該先盛半碗，比別人先吃完，再去盛一大碗。不過父親對這裡的伙食似乎不太滿意，因為沒有酒。後來他和幾個酒鬼叔叔還是不知從哪兒弄到酒，喝了好幾次。 吃飯之外就是學習。每天上午集中學習，經常是個什麼領導作報告或是請個貧下中農憶苦思甜，大家記錄。我父親是私塾出身，字寫得很好。他常常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這些個中學生，那個字兒寫得個屁呀！哪有我寫得好哇！”我總想說他汙衊文化大革命，但是我自己的字兒就寫得狗屁一般，只好任他汙衊。他們總讓我溜出去玩兒，但我不願意跟那幾個孩子一塊玩兒，半懂不懂地跟大人們一起聽著。那種嚴肅的、有點枯燥、有點涼意的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