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賣給外資”是過去幾十年經濟制度與體制問題所造成的代價的具體表現。

以時下炒得沸沸揚揚的凱雷收購徐工案為例，許多人把民營企業不能收購徐工的問題提到民族主義、國家利益的層面上來談，這當然大可不必。其實，大家都清楚，在大型國企改制中民營企業之所以難以唱主角，除了一些政策歧視外，也是因中國金融市場對民企不開放所致。像徐工這樣的國企規模較大，民企必須在外部融資的支援下才有可能參與競價。雖然中國人存在銀行的錢很多，股市現在也有再融資的機會，但由於銀行貸款和股市融資機會都為國企服務，民企無法融到這些錢，所以他們難以參與國企重組過程中的競爭。因此，在本國金融不發達、融資體系對民企歧視的情況下，外資差不多是可行的主要選擇。這不是民族主義問題，也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經濟政策問題。

從表面上看，中國在1978年後的高速經濟增長使中國重新崛起，似乎使過去100年裡沒完沒了的戰爭、政治運動、國家壟斷金融給中國社會所帶來的代價頓時煙消雲散，可實際上沒那麼快，也沒那麼容易。從工業技術角度看，本來19世紀後半期的洋務運動使中國的現代工業化程序不亞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但1911年後的革命與多年內戰，再加上從1930年代開始加快的經濟國有化運動，此後的抗日戰爭和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