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三天中，漢娜·萊契有足夠的機會目睹地下避彈室瘋人院裡的瘋子生活，其實，她自己也參加了這種生活。由於她同希特勒一樣容易感情衝動，她所留下來的記載是陰慘可怕，驚險多變的，但是大體上是真實可靠的（作者把這個記載與其他目睹者的報告核對過），因此它在這部歷史書的最後一章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4　月26日，她同馮·格萊姆將軍到達的那天深夜裡，俄國開始炮轟總理府，炮彈的轟隆聲和牆壁的倒塌聲增加了地下室的緊張氣氛。希特勒把這位女飛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為什麼你要留在這兒？”她說，“為什麼要使德國失掉你？

元首必須活下去，德國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不，漢娜，”她說元首這樣回答她，“如果我死去，這是為了我們國家的榮譽，這是因為我作為一個軍人，必須服從自己的命令，保衛柏林到底。”

［他繼續說］我的好姑娘，我原來並沒有打算這樣做。我曾經堅信在奧得河的岸邊可以保衛住柏林……當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仍舊失敗以後，我是比別人都感到驚慌。在柏林被圍以後……我相信我的留守會使全國軍隊效法我的行動前來解救柏林之圍……不過，我的漢娜，我仍抱有希望。溫克將軍的軍隊正從南面打過來。他必須而且一定會把俄國人擊退，以便解救我們。那時我們將舉行反攻並守住陣地。

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現的一種情緒；他仍對溫克將軍的解圍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會兒功夫，當俄國對總理府的炮轟達到十分猛烈的時候，他又陷入絕望中了。他給萊契一瓶毒藥，另一瓶給格萊姆。

“漢娜，”他說，“你是那些準備與我同歸於盡的人中的一個……我不希望我們當中任何人被俄國人活捉，也不希望我們的屍體被他們發現……愛娃同我決心把我們的屍體燒掉。你們想自己的辦法罷。”

漢娜將毒藥交給格萊姆，他們兩人決定在“最後時刻真正到來時”將毒藥吞下去，而且為了萬無一失，在服毒之後將緊綁在他們身上的重型手榴彈上的引線拉掉。

一天半以後的28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復燃了。他在無線電話上對凱特爾說：“亟盼柏林解圍。海因裡希的軍隊在於什麼？溫克在什麼地方？第九軍團怎麼樣了？溫克什麼時候能與第九軍團會師？”

萊契描寫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時候說：他在地下室裡踱來踱去，手裡晃搖著被手汗浸溼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圖，只要有人在場，他就同他策劃溫克戰役。

但是溫克“戰役”，正如一週以前施但因納的“反攻”一樣，不過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溫克的軍隊和第九軍團一樣已被消滅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裡希軍隊正倉皇向西撤退，為的是寧可當西方盟軍的俘虜而不當俄軍俘虜。

4　月28日，地下避彈室這些走投無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著這3　支軍隊、特別是溫克的軍隊的反攻訊息。俄國先頭部隊距總理府只有幾條街，他們在從東面和北面以及從西面透過毗鄰的柏林動物園逐步向總理府推進中。當援兵毫無訊息時，希特勒聽了鮑曼的讒言，又認為發生新的叛國陰謀了。晚上8　點鐘，鮑曼打了一個無線電報給鄧尼茨。

掌握軍權的人不但不督促軍隊前來解圍，反而保持沉默。叛變似乎已代替了忠誠。我們仍守在這裡。總理府已成廢墟了。

不久以後鮑曼又給鄧尼茨打了一個電報。

舒埃納爾、溫克等人必須火速前來解圍，以證明他們對元首的忠誠。

現在鮑曼是在為自己講話。希特勒已經下了決心在一兩天內死去，可是鮑曼卻想活下去。他也許不能繼承元首，但是不管誰做繼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後進行操縱。

那天夜間，伏斯海軍少將終於給鄧尼茨打了一個電報，說一切與陸軍的無線電聯絡都已斷了。他迫切要求海軍的無線電能夠供給一些外界的訊息。

不久訊息果然來了一些，不是從海軍部來的，而是從宣傳部的收聽站發來的。

這訊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驚失色。

原來地下避彈室中除了鮑曼之外，還有一個納粹官員想活下去。這人就是希姆萊在總理府的代表赫爾曼·菲格萊因，一個在希特勒統治時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繫馬夫出身，做過賽馬的騎師，識字不多，後來成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韋伯的部下，韋泊是希待勒最老的黨徒之一，喜歡養馬。

1933年以後，他靠營私舞弊發了一筆橫財，養了很多賽跑的馬。菲格萊因受到韋伯的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