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意願。越來越多的人呼籲官史應當擔負起闡明歷史真實情況的責任，如陳繼儒批評正史對建文朝史實“滅曲直不載，不若直陳其狀而徵示以無可加也；斥野史為盡訛，不如互述其異同，而明見其不必盡情也”｛69｝。朱鷺則借野史的發達，指出這明顯表示正史陷於一種困境，進而提出恢復史臣的“史權”，即史臣有改正歷史錯誤和敘寫歷史真實情況的操筆之權，回覆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質，以保障歷史書寫的嚴肅性，他說：“且夫史官而禁之書，能必野史之不書邪？與其為野史書，傳疑述偽，逐影尋響，誇張其說而矯誣其事，寧正之今日乎？秉史筆者尤得以彌縫諱飾豈間而不至於滋萬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權可不用邪？”｛70｝到萬曆年間，“重寫歷史”運動已經成為朝臣奏事時的公開議題。禮科給事中孫羽侯和楊天民、御史牛應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後上書主張在正史中給建文時期以“本紀”地位。萬曆皇帝對於這些建議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將建文朝事蹟仍附於洪武朝後，一方面同意直書建文年號。這是一個重大突破，因為朱棣時代發明“革除年”一詞，就是基於取消建文年號、在政治上不承認這段歷史。時隔百餘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終於又合法地重返歷史話語（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彙編》和《建文書法擬》這樣的書名）。｛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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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21）

雖然朱棣所為，頗有“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的可笑與可憐，但從另一角度看，歷史也走了很長很大的彎路。簡簡單單、客觀存在的事實，卻費了那麼大的氣力來糾正、復原，不必說空耗精力純屬多餘，正氣的低迷更是可怕的內傷。起因不過是朱棣的一己之私，整個國家和民族就付出這樣沉重的代價。

惡之花二：倚用宦官

由太監｛72｝而起的誤國殃政的弊端，是中國古代史的特產，因為太監乃刑餘之輩，所以通常也把這種政治災難稱為“閹禍”。而歷朝歷代，閹禍最甚的當數漢、唐、明。進而又須交代，明代閹禍本來是可以也應該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發展到成為導致明代亡國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樂皇帝朱棣之所賜。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個叫曹參芳的學者正忙於編撰他的一部歷史著作《遜國正氣紀》。“遜國”，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後世替朱棣找臺階下，迴避他篡位的事實，用朱允炆“遜國”即主動讓位的說法來遮掩。等到這本書寫成之時———“崇禎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禎皇帝已吊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這本書探討國家救亡之道———當時明要亡的跡象，實在比較清楚了———所謂對“正氣”的重申與呼喚。可惜，沒等到他寫出來，明已經先亡掉了。但他對可以視為明亡國之因的一些總結，仍值得一觀。其中有一段寫道：

寺人禍國，其來久矣。我高皇帝【朱元璋】有鑑於是，雖設中貴，止供撒掃。而銜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宮府謐如。雖讓皇帝【朱允炆】紛更祖制，此獨尊之加嚴焉，以故遺恨內臣，密謀通燕。文皇【朱棣】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儼保之譖行而撫監岌岌矣，監軍之勢張而馬騏以交趾予敵矣。延至逆振，舉萬乘之尊輕擲蠻夷，喪中原銳氣多矣。而吉祥輩復積驕成怨，積怨成逆。汪直之啟釁，縲紲盈朝，積骨盈邊，可勝悼哉？正德間，八虎橫一豹吼，逆瑾慘烈，禍延宗社……繼以魏璫，狐豕滿朝，忠良膏野，上公稱而廟貌祀，竊號竊名，古今慘變……｛73｝

列閹禍為明代亂政且逐步導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對這種趨勢與過程敘述得相當簡潔，一目瞭然，普通讀者透過這區區兩百來字，已可週詳瞭解明代閹禍的由來和發展：第一，在朱元璋時代，宦官是被嚴格控制使用的物件，嚴格程度甚至歷來沒有，“止供撒掃”，他們只是做純屬清潔工性質的服務人員，所以沒有發生閹禍。第二，朱允炆繼位後發起不少對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獨這一條不改，且嚴上加嚴，所以也沒有發生閹禍，但導致一部分宦官暗心銜恨，裡通燕王，幫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權陰謀既已得逞，為著多重目的（稍後述），徹底改變由朱元璋制訂、朱允炆堅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當做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開啟明代深重的閹禍之門。第四，禍門既啟，壞例已立，以後歷代閹禍愈演愈烈，作惡巨璫層出不窮，作者列舉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劉瑾、魏忠賢等，這些大太監都曾甚囂塵上。像魏忠賢，搞到忠良見戮，百官爭相當其走狗，甚至活著的時候享受專祠奉祀；而正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