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朱棣（19）

從表面上看，朱棣沒有造成嬴政那樣嚴重的後果，也沒有轟轟烈烈地搞“焚書坑儒”那樣駭人聽聞的運動，所以很少有人在這個方面把朱棣與嬴政相提並論。其實，朱棣乾的一點也不比嬴政少，對他的打擊目標的決絕狠酷，更一點不遜於前者。只不過，相較於嬴政，朱棣更偽善，事辦得更狡猾，手段也更高明些罷了。

“焚書坑儒”動靜鬧得那麼大，名聲那麼壞，實際上殺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是孟子學派的儒生（東漢趙歧說）。

可永樂元年，單單方孝孺一案，朱棣就殺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誅十族”這前所未有的懲罰，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專門針對知識分子的（方孝孺的朋友和門生，只能是知識分子）。其餘各案，受害主體也都是讀書人。姚廣孝力諫不要殺掉方孝孺時，講得很清楚：應該替天下留存“讀書種子”。連最親信的人的話朱棣也聽不進去，他要殺的就是讀書人，因為這群人所堅持的精神價值，對他最不利。

嬴政殺掉四百多個儒生，背上千古罵名；而殺人數倍乃至十幾倍的朱棣，卻好像沒有捱過什麼罵。嬴政很冤，他應該從棺材裡跳出來，要求平反。

相反，朱棣非但沒有捱罵，還因為那部據說是當時世界上部頭最大的《永樂大典》，被許多不明就裡的人視為文化的保護神。這就是朱棣的狡猾處。一面對讀書人大殺大砍，錮言禁說，一面搞了這個歷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來樹立君威、炫耀文治。可實際上，《永樂大典》是鴻篇鉅製不假，但對文明發展幾乎沒有發揮實際影響，因為卷帙過於浩繁（229３7卷，11095冊，約３．7億字），無法刻印（恐怕朱棣也從未想過要刻印成書），哪怕再抄一套也非易事，一直等到嘉靖皇帝，才痛下決心要錄一個副本，而他竟沒能活著看到抄寫工作的完成，等到繼任者隆慶皇帝登基後這副本總算抄完，奇怪的是，副本抄繕完畢不久，正本就下落不明瞭。總體來說，這套《永樂大典》的基本情況可以概括為：修成之後，一直深鎖宮中，與塵土為伴，成為文明史上少有的幾乎不被閱讀的書籍，並一直保持這“特色”，直到其副本在清代被內賊外寇盜搶而散失殆盡。

怪不得當官的喜歡搞“形象工程”，這個《永樂大典》就產生了很好的示範作用。書，原本只有被讀、被傳播，才談得上有文明價值；倘若根本不進入閱讀領域，還有什麼意義？《永樂大典》在編修之前就明擺著目的不是供人閱讀，修成後放在皇家庫房裡，大門一鎖，與世隔絕。但它有一點卻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夠偉大、足夠輝煌、足夠讓人歎為觀止，儘管誰都瞧不著，可誰提起來都會嘖嘖稱奇，對朱棣的魄力佩服得五體投地。

有這麼一座“文化崑崙山”擋在那裡，朱棣所幹的壞事可就全都離開人們的視野，或者被視而不見了。這叫“一俊遮百醜”。

大家知道嗎？除了血腥殺戮，朱棣更以最肆無忌憚的態度，成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歷史偽造者。建文朝史事“千鉤百索，隻字不留”｛63｝，在他的鼓勵和授意下，當時“文學柄用之臣”（御用文人）置學術良知和道義於不顧，“自飾其非”，“為史（指對建文朝的書寫），肆以醜言詆之”｛64｝，致建文朝“政令闕而不傳”（指建文時期採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經失傳不可知），過了好些年，一個叫楊守陳的禮部尚書實在不能接受這種狀況，向弘治皇帝上書，批評“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使其數年內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無傳”，委婉提出重寫歷史、恢復原貌的要求：“即今採錄，尚可備國史之缺。”｛65｝朱棣的做法，不單給中國歷史開了“天窗”，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更惡劣的是，他還填加進去許多謊話，的確是我們歷史上抹不去的一大汙點。

比歪曲史實還糟糕的是，中國人文精神和知識分子傳統最好的一份遺產———“良史”的操守和氣節，受到極大破壞與摧殘。“良史”的立場，自周代就已形成。雖然史官為政府所設，早先甚至還採取家傳方式來固定這個職位，但史官對於政府乃至君王卻得以保持獨立性，直面事實、忠實履行職責，如果遇到政治暴力的強行干涉，“良史”的精神則不惜殺身殉職。春秋時期就出過一個有名的故事：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大夫崔杼殺齊君，太史毫不妥協，當庭記下“崔杼弒其君”。崔杼怒，殺太史。太史被殺，他的兩個兄弟堅持寫同一句話，又被殺。但最後一個兄弟還寫那句話，崔杼不敢再殺。南史氏聽說太史一家都被殺光，就拿著竹簡趕來，準備替他們繼續寫這句話，途中聽說已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