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珍音像製作10張專輯，從唱片批發價的90％（另外10％由唱片公司交付包裝費和破損費）中抽取5％的版稅。由於邁克沒錢，所以我們給他大家都一樣的維珍標準工資——每星期

20英鎊。如果唱片發行了，我們會從以後的版稅中扣除。雖然我和西蒙都喜愛邁克的音樂，但是我們從未想過我們將用它賺錢。

1973年邁克感覺挺好地錄製了唱片《管鍾》，裡面交織了一系列空想的錄音，邁克和湯姆？紐曼在錄音棚裡面反覆潤色——混錄、配音和調整音樂所有不同的層次。邁克演奏了20種不同的樂器，直到做了2300遍錄音後他才滿意。同時我們努力將莊園租給任何樂隊，因此邁克經常被打斷，不得不將他的工具箱搬出錄音棚，讓位給滾石樂隊或者亞當？費思。

弗蘭克是一個有名的原創、創新和玩世不恭的搖滾樂手。他的專輯，比如《我們僅僅為了錢在那裡》和《黃鼠狼咬我》，充滿了尖銳的嘲諷。當他來莊園看看有沒有錄音的可能時，我和他開了一個玩笑。

我親自駕車載弗蘭克離開倫敦，熱心地介紹錄音棚所在莊園裡奇妙的房子。但是我並沒有直接開上去，而是繞道去了鄰近的伍德斯托克。我駕離大路，穿過一個大拱門後，沿著一條長長鋪滿碎石的車道開到一座宏偉房子的門口。

“我去停車，”我告訴弗蘭克，“你可以去敲門，告訴他們你是誰。”

一位穿制服的男僕開啟了門。特別有趣的是，他不認識弗蘭克·Zappa，當被告知這位長髮音樂家要留下來時很不高興。弗蘭克·Zappa是否知道他是在敲布倫海姆宮殿的門，而這所宮殿是馬爾伯勒公爵的祖屋？

弗蘭克回到了轎車，從此沒有在莊園錄過音。

1972年整整一個夏天，我們的鄰居試圖關閉我們的莊園，錄音棚是隔音的，但是我們的一個鄰居老覺得他能聽見音樂無法入睡，一直呼籲拒絕我們晚上錄音的申請。如果我們不能在晚上錄音，那麼同其他錄音棚相比沒什麼優勢，樂隊將不會從倫敦跑過來。

我們同這鄰居展開了秘密的戰爭。在錄音棚裝好一堆錫罐，拴住底部的長繩延伸到馬路，我們就整夜坐在籬笆旁，抓住長繩，感受芳草的味道和獾穿過時發出的沙沙聲。但是我們得注意鄰居，當聽見他過來時，我們猛拉繩子，讓錄音棚內所有的罐子在哐當作響，無論音樂家在做什麼，他們都必須立刻衝進莊園，開始裝作喝咖啡，鄰居所能看見的是一群人圍坐在餐桌旁。或者當他開始報警時，相同的把戲也會產生效果，警車快到時，我們立即拉繩子，幾次錯誤的報警後，警察就不再來了，但是這個鄰居仍然阻止我們晚上錄音的申請。

當保羅和琳達來莊園錄製《被通輯的樂隊》時，我們依舊在玩這套把戲。那已是6月，夜晚安靜卻悶熱，茉莉花香穿過田野。琳達？麥卡特尼一直開著錄音棚的門呼吸新鮮空氣，我在門口放哨，偶爾聽見一點點音樂，我就跑回去關門。當我回到籬笆邊時，我聽見琳達？麥卡尼拉開門大喊：“誰一直在關這該死的門？”幸運的是，我們的鄰居那星期沒有出現。

一天前門鈴響，一對老夫婦站在那裡，他們問我是否和那位鄰居——索特爾先生相處不快，當我們告訴他們索特爾是唯一反對我們的鄰居時，他們告訴我們索特爾當初也是這麼對待他們的。他們當時想改建旁邊的穀倉給老媽媽住，但是索特爾先生一直阻止，直到一天他們給了他500英鎊，索特爾先生就撤回了上訴。

“他就是要回扣，”夫婦倆說，“有人應該教訓他。”

第二天我帶了微型錄音機，把一隻麥克風插在襯衫裡，順便去看望索特爾先生，問他是否能撤銷上訴，否則我將有破產的危險。

“嗯，我這些申訴造成了巨大的開支，”他說，“如果你支付開支，我將考慮收回。”

“多少錢？”我問。

“5千英鎊。”

“這可是個大數目，”我說，“你一定請了個律師事務所打這場官司。”

“是很貴，”索特爾先生說。

“那我是否應該給你的律師開張支票？”

“不，不用。直接付錢給我就行了。”

我答應會考慮他的要求，當天下午就寫了封信給他，裡面有複製的錄音帶，建議他最好撤訴。從此我再也沒聽說過他，莊園也允許在晚上錄音。

1972年7月22日，克里斯蒂和我在小教堂裡舉行了婚禮，我剛滿22歲，克里斯蒂只有20歲，去年5月我們才認識。我仍然還儲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