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杭州有一個地方的鄉村教師給學童們講《論語》，把其中的“鬱郁乎文哉”念成了“都都平丈我”，這些小學生便牢記心上認為這是正確的。等到一個老學者前去糾正謬誤，告訴學生們應該念“鬱郁乎文哉”時，反倒把學生嚇跑了。

“都都平丈我”——宋人笑他而不知道它地含義，趙興這個現代人有資格笑嗎？

在鬥爭哲學中長大的一代政客，已經完全陷入了報復與反報復的興趣中。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告訴他們人與人之間不該鬥爭。應該有事說事，討論、妥協、達成共識……他們會怎樣？

他們的世界觀崩潰了！

他們會懷疑你在詐騙他們放下武器——而事實往往是這樣。

軍器監案的爆發是個導火索，這意味著新黨人員的報復開始了，剛開始還能就事論事，後來則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處身在黨派爭鬥的蘇軾裡外不是人。因為他雖是被新黨迫害地人員。但他並不贊成全盤否定新黨的變法，而是要求對其中一些變法方案進行甄別對待。

這讓他像一個蝙蝠一樣。無論在鳥類獸類裡頭，都不受歡迎。

剛剛平息地“藩錢案”只是個引子，蘇軾已經感覺到兩黨鬥爭的大火越燒越旺，他感覺到針對他的潛流洶湧，所以他才如此憂鬱。

蘇軾應該感到慶幸，他幸虧生在宋代，所以還能活著，否則，即使晚生800年，作為實用主義者，全然不顧路線道路的正確與否——那麼，他依然擺脫不了受迫害的命運。那時他能活著喘氣都是一種奢侈——在這點上，趙興身在局中，恨自己無力幫他。

幸而，幸虧這是宋代，不殺士大夫。所以蘇軾地命運還有轉機，只要蘇軾肯退下來，做一個田舍翁詩酒娛己，自然可以幸福餘生。

但可能嗎？趙興深知這一點。

宋代地知識階層還保留著一種傻傻的、純樸地使命感，哪怕到了大宋滅亡的前夕，他們依然純真的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在挽救這個朝代。

正是這種使命感使趙興迷醉。然而，他卻有點絕望的發現，有可能，在“都都平丈我”的教育下，他們的一切努力都是加速這節列車向深淵奔去的速度。

沉默良久，趙興終是徒勞地努力說：“不如歸去！”

蘇軾沒有回答，他的使命感不允許他這麼做。這就是宋代知識分子的無奈！

趙興深知這點。興開始搬家。陳公川姐弟自然跟隨。秦觀本來還想繼續在蘇軾家中寄寓下去，但趙興強拉著他離開。

除了秦觀之外，因為租的院落大，陳父子也乾脆不住客棧，搬到了趙興的新院子。

等到了第五天，蘇軾進入貢院，朝廷上開始進入科舉的封閉出題階段。京師裡的氣氛陡然凝重起來，天氣也似乎被這種凝重氣氛所感染，一連幾天都陰沉沉的。

這一天，和樂樓專門張燈結綵。用盛大宣傳攻勢吸引東京汴梁城的眼睛，碼頭上，著名的歌唱班齊雲社。律聲社精英盡出，在相國寺的碼頭上展開了宋代地“路演”，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婉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倒讓寒氣逼人的東京汴梁城有了點鮮活的氣息。

趙興帶著陳公川遠遠地站在相國寺的附近的一座茶樓上，眺望著運河碼頭邊、在寒冷的天氣下，那些做勁歌熱舞地宋代街舞女郎，陳公川則舉著單筒望遠鏡。不停的由遠至近觀察著相國寺運河碼頭的繁忙，嘴裡嘖嘖稱讚。

東京汴梁城是一個有著一百萬人口的大城，在這個時代，放眼全世界也沒有幾座相類似人口規模的城市。而相國寺正集中展示了這座城市的活力。這位越南人、福建移民後裔第一次來到亞洲文明中心，看的如痴如醉、如夢如幻。

附近每一街巷口處，都圍聚著一群群形形色色的人，他們中間有木竹匠人、雜作挑夫、磚瓦泥工、道士僧者。這些“人力”們。一個個伸頸佇立，只盼著來人呼喚。更準確一點說是低階市民們。在等待著高階市民的僱傭。

這些來自四面八方地人力，之所以來這座城市出賣其勞力，就是因為在這座大城市裡，集中著一大批百萬巨賈、封疆大吏、權威勢要、衙門官署……這就需要一個龐大的人力市場為他們服務。

屋裡點著幾個火盆，董小亮坐在椅子上不停的擦熱汗。他急不可耐的眺望著地平線的深處。另一邊。陳與他的兒子陳不群低聲交談著，對碼頭上的喧鬧毫無興趣。

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幾名“牙人”，立在一旁，等待吩咐。

宋代地“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