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季刊》，做些義務勞動。此外我還可以按時從開明書店拿到一筆“版稅”，數目雖小，但也可以解決我一個人的生活問題。

我與開明（2）

一九三二年後我不同索非住在一起了，但我和開明的關係並沒有什麼變化，索非和開明照常替我轉信；我的作品不斷地增多，也有了來找我約稿的人。我把稿子交給別家書店出版，開明不反對，後來我把賣給別人的三本短篇集和其他的書收回來送到開明去，開明也會收下，給印出來。在開明主持編輯事務的是夏丏尊，他就是當時讀者眾多的名著《愛的教育》的譯者，他思想“開明”，知道我寫過文章宣傳無政府主義，對我也並不歧視。我感謝他，但我很少去書店，同夏先生見面的機會不多，更難得同他交談。我只記得抗戰勝利後我第一次回上海，他來找我，坐了不到一個小時，談了些文藝界的情況和出版事業的前景，我們對國民黨都不抱任何希望。他身體不好，近幾年在上海敵佔區吃夠了苦，臉上還帶病容。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同我住在一個弄堂裡，可是我不久又去重慶，第二年四月在那裡得到了他的噩耗。

我和章錫琛“老闆”也不熟，他因為寫了反對封建主義的文章被迫脫離《婦女雜誌》，才動手創辦《新女性》月刊。他這段反封建的個人奮鬥的光榮歷史使我和朋友盧劍波都很感動。劍波先給《新女性》寄稿，我看見劍波的文章發表了，便也寄了稿去，一共兩篇，都給採用了。我同章並無私交，記得抗戰勝利後我回到上海，同索非在章家吃過一頓飯，卻想不起同章談過什麼事情。索非同章處得不好，說他“刻薄”，一九四六年去臺灣，便脫離開明一直留在那邊開辦新的書店。全國解放後，一九五三年開明書店與青年出版社合併，章去哪裡工作，我並不清楚，當時我也很忙，只能應付找上門來的事，後來聽說章做了“右派”，這時我記起了索非的話，我懷疑他是不是講話“刻薄”得罪了人。想想二十年代的進步人士到五十年代卻會成為“右派分子”挨批挨鬥，有些惋惜。有時我也暗暗地自言自語：“不管怎樣，他辦了開明書店，總算做了一件好事。”

在五十年代，在六十年代，在可怕的“文革”期間，沒有人敢講這樣的話，也沒有人敢聽這樣的話，那個時候不僅是章老闆，還有幾個我在開明的熟人都給“錯劃為右派”，其中在抗戰期間“身經百炸”的盧芷芬先生甚至給送到北大荒去勞改，竟然死在那裡，據說他臨終前想“喝上一碗大米稀粥而不可得”。這些人今天也許會在泉下拜讀新編的紀念文集，知道他們曾經為之獻身的事業也有好的傳統和好的作風，對祖國的文化積累也有貢獻，那麼我們也不必為過去的一切感到遺憾了。

二

我還要繼續講吓去。

新編的紀念文集中有一幅三十年代的照片和一篇介紹這照片的文章，作者認為它是在書店成立十年紀念的日子拍攝的。我看不是，那次的宴會是為了另一件事情，記得是為了減少“版稅”。原來的稅率是初版抽百分之十五，再版抽百分之二十。這次書店請客要求修改合同，不論初版再版一律支付百分之十五。我聽索非說，在開明出書拿版稅最多的是英語教科書的編者林語堂，其次就是夏丏尊，他翻譯的《愛的教育》當時是一本暢銷書。他們兩位同意減少稿費，別人就不會有意見了。我對稿費的多少本無所謂，只要書印得乾乾淨淨，裝得整整齊齊，我就十分滿意，何況當時在開明出書的作者中我還是無足輕重的一個。後來在抗戰期間開明幾次遭受較大的損失後又減過一次“版稅”，稅率減為一律百分之十，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吧，我第二次到昆明，盧芷芬給我看一封開明負責人的來信，要他跟我商談減少稿費的事情。那個時候我在開明已經出了不少作品，跟書店的關係比較密切，書店又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我在內地各個分店結交了不少朋友。書店的情況我也熟悉，它提出減少稿費，我不好意思斷然拒絕。而且我個人對稿費的看法，一直不曾改變，今天還是如此。讀者養活我，我為他們寫作。我在這裡重提這件事情，不過說明開明書店畢竟是一傢俬營企業，為了發展這個事業，它還要考慮賺錢，它似乎並沒有講過要“為人民服務”。不用說，它即使講了，我也不會相信，因為根據我多年的經驗，喜歡講漂亮話的人做起事來不見得就漂亮。但是我同開明接觸多年，我始終保留著好的印象，有兩點我非常欣賞：一是它沒有官氣，老老實實，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作者；二是不向錢看，辦書店是為了繁榮祖國的文化事業，只想勤勤懇懇認真出幾本好書，老老實實給讀者送一點溫暖。作為讀者，作為作者我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