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紀念日。現在且談談‘護國運動’。

‘護國運動’和‘雲南起義’是什麼回事呢？這一問題，不但是今日讀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說得清楚，就連當年親身參與其事的基層人士，亦不甚了了。記得遠在一九五八年，當我個人在哥倫比亞大學，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他的‘回憶錄’的時候，我才知道李將軍一生的輝煌事業，實是從他在‘護國軍’中‘炒排骨’（當排長）開始的。在他第一次參加‘討龍’（龍濟光，袁之愛將，時為廣東將軍，加封郡王）時，他頭上中了一彈，打掉滿嘴牙齒。這傷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長就要為‘護國’捐軀了。

他大難未死，因功遞升連長，繼續參加‘護法戰爭’。李連長一次在戰場上觀察敵情，剛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彈。他如遲起一秒鐘，李連長也要為‘護法’捐軀了。

李將軍為著「護國’和‘護法’，他生死之際，空間上只差一寸；時間上只差一秒。他當時如為一寸一秒之差而戰死沙場，則後來的‘北伐戰史’和‘國共內戰史’，都要改寫了。你能說，歷史沒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雖為護國、護法，出生入死，他當時對護國、護法，究為何事，卻不甚了了。其後官高極品、戎馬倥傯，當然就更是無暇過問了。直至他被毛、蔣二公趕出大陸，在紐約做寓公，經哥倫比亞大學之邀請，撰寫其回憶錄時，他對什麼護國、護法就不能再馬虎而要略知其詳了。

我那時是李流亡總統的流亡秘書和研究助理，我有義務替這位上將研究員補課。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劍農的‘民國政治史’、鄧之誠的‘護國軍紀實’和陶菊隱的‘督軍團傳’等書，讓他去‘研究’一番，以幫助‘回憶’。誰知這些史書，對一位退休老將，實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後來我靈機一動，竟借來了蔡東藩的‘民國史演義’。不意此書竟大受歡迎。不但李公本人，就連李夫人郭德潔也閱讀起來，並參加討論，由淺入深，觸類旁通，就書到用時方恨少了。

你可別小看這部‘演義’。它雖是一部小說，但是除了‘小鳳仙’一類花邊，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類的雜料之外，它對一般軍國大事，政府文獻、往來電訊，卻都是抄自當時喧騰社會，而今已失傳的史學‘第一手資料’，的各種報刊李氏夫婦當年也都曾讀過或聽說過的各種報刊。一經提醒，再加史書印證，在回憶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實了我們研討的興趣。

此事後來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對我竟大為稱讚，認為是特有史識。蓋中國近代史中所謂‘護國’、‘護法’等等的一部軍閥時期的爛帳，縱是資深史家，耄耋前輩，對之亦鮮有不暈頭轉向也。

宏觀認知　微觀探索

根據這一類治史的特殊經驗，和個人數十年教讀歷史的些許心得，我也認為處理像‘護國運動’這一種類似的史學個案，對它宏觀的認知和微觀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廢的。所謂‘宏觀的認知’者，並非認定某種史學理論作為框框，然後去搞‘以論帶史’，甚或‘以論代史’吾之所謂‘宏觀的認知’者，是看這一脈相承的歷史本身的變化，然後聚積其相關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頭看出這段歷史發展的脈絡。

換言之，歷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諸葛孔明，未卜先知。歷史家只是司馬懿，‘事過則知’事情發生之後，把data輸入電腦，按鍵分析，然後才能‘恍然大悟’，長嘆‘原來如此’！因此‘宏觀認知’和‘微觀探索’實是社會科學治史的不二法門。所以我們治‘民國史’，雖上智如胡適與梁啟超亦難下筆，因其時間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來由於蔣、毛二公相繼物故，中國與世界也同時發生了史所未有的變化。瞻前顧後，則為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做點從大看小的宏觀認知，和對各項答案，像‘護國’、‘護法’、‘西安事變’，乃至‘六四運動’，作點從小看大的‘微觀探索’，下點‘定論’，應該是此其時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從‘宏觀’、‘微觀’兩個屬面，對‘護國運動’加以透視而試論之。以就教於大會同文：

共和崩潰是歷史的‘必然’

在宏觀認知之下：我們對‘共和民國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麼‘脈絡’呢？

我個人教讀民國史數十年，總是堅信：一部中國近代史（包括現代、當代）便是一部中國近代轉型史。什麼是‘轉型’呢？長話短說，就是把落後的‘傳統中國’，轉變成進步的‘現代中國’。這種轉型是一轉百轉的小至雞毛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