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爆發出來見他瞪大眼睛說：

“翻開中國的歷史，真不免讓人生氣。他媽的，為什麼每一代人都得自己吃一次蜘蛛，吃得滿嘴黑毛綠血，才明白蜘蛛是不好吃”

這天夜晚，胡適回家後長吁短嘆，難以入眠。他想起與李大釗的友誼，想起幼年胡家大院內的悶鬥和寡母的忍辱負重，終於又起床給李大釗寫了封充滿溫情的信。

親愛的朋友：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做的事多著呢！耶穌說的好，收成

是很豐足的，可惜做工的人太少我們豈可自相猜疑，自相殘害，減損

我們自己的光和熱

我是一個愛自由的人，——雖然別人也許會嘲笑自由主義是十九世紀

的遺蹟，但我最害怕的是一個猜疑、冷酷。互不容忍的社會。我深深地擔

心我們的筆戰會含有一點不容忍的態度，擔心會不知不覺地影響我們的少

年朋友，暗示他們朝著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這是最可惋惜的。

讓我們從今以後都朝前走，向上走，不要回頭理睬那傷不了人的小石

子，更不要回過頭來自相踐踏。我們的公敵是在我們的前面，我們進步的

方向是朝前走，是向上走。

他緊接著又寫了《三論問題和主義》和《四論問題和主義》。雖然他並不贊成馬克思主義，但還是採取了一種客觀研究的純學術態度，並公開承認不應輕視主義，還把以前的“少談些主義”，改成了“少談些抽象的主義”。

但這時發生了一件事，正當胡適的文章在排版付印時，徐世昌政府以公開宣傳過激主義為理由派警察查封了《每週評論》。幾天後，胡適氣呼呼地闖去警察廳找吳炳湘，想恢復辦刊的自由。吳炳湘驚訝地望著這位小同鄉，說：

“你吃了豹子膽，竟敢主動送上門來安福系正想找你算總賬呢，還不快去外國客棧避幾天。嗨！我攤上你和陳仲甫這樣的鄉黨，真是八輩子倒了大黴呀。”

胡適沒有辦法，只好點頭了事。不過他沒有逃，還在繼續為保釋陳獨秀四處奔波。但那場問題和主義的爭論，也自然無疾而終

18

蔡元培終於作出了重返北大的決定。

潮早已過去，而請他回京的各界代表卻不斷地湧來杭州，隱居楊莊的那份平靜和恬淡終於被打破他是在七月中旬回心轉意的，說起來也有段佳話。對他起決定作用的其實是兩個人，一位是孫中山，一位是他當年南洋公學特班的弟子，去年剛在虎跑出家的弘一法師李叔同。

他當時胃疾還未痊癒，還不能北上，湯爾和專程來杭向他推薦蔣夢麟先行代理校務。對蔣夢麟他自然中意，這位留學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和教育學博士，為1886年生人，浙江餘姚人，前清策論秀才，曾是他當年在紹興中西學堂的學生。蔣夢麟在美國時，先師從杜威研究教育哲學，又從孟祿研究教育學，可以說把當時西方的新教育原理早弄得滾瓜爛熟他是1917年回國的，獲博士學位其實比胡適還早呢！現在上海任《新教育》雜誌主編。與中山先生來往甚密，幾乎每晚都要去馬利南路幫助孫先生趕寫英文的《實業計劃》。

對蔣夢麟，蔡元培不僅看中他的人品，更看重他超人的行政才能。他很快將蔣夢麟召來了杭州，師生同遊西湖花塢，一路吟詩記遊，談了不少趣事。蔣夢麟還留著當年的記憶，那是在紹興中西學堂的花廳裡，在一個秋夜，佳賓會集，杯盤交錯，似乎又回到了“蘭亭修契”的盛會。忽地站出來一位文質彬彬、儒雅風流的才子，高舉起酒杯，大聲地說：“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不徹底！哼！我！

大家一陣鬨笑，掌聲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不解地問：“此公是誰呀？”

蔣夢麟忍不住哈哈大笑：“這位斗酒百篇的越中徐文長，不就是蔡先生您”

蔡元培也笑了：“想不到鄙人當年如此輕狂？”

蔣夢麟又講起了孫中山的趣聞，令蔡元培很感興趣。他說：

“有一段時間，戴季陶想到美國讀書，託我去向先生請求。先生說人都老了，還讀什麼書？我只好據實報告戴先生，戴先生只好自己去求孫先生。孫先生又說，‘好，好，你去吧。’一面拉開屜鬥，拿出一塊銀洋給戴季陶，說，‘這個你拿去做學費吧。’戴季陶說，‘先生和我開玩笑吧？’先生說，‘不，你到虹口去看一次電影好’”

蔡元培被孫中山的幽默惹得哈哈大笑。

蔣夢麟就在這時傳達了孫中山的意思，他說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