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俠？一時拿不定，也沒有更多表態，只是勸慰了他一番，便把話題轉到自己心中熊熊燃燒的那團火上，一臉坦誠道：“其實我高拱去年黯然下野，本來無顏再回京城。但現在我回來了，卻不是為了出口惡氣，更不是為了謀取私利……我高拱連兒子都沒有，又有什麼好爭的呢？”說到這，他的臉上泛起一層熠熠的光道：“但我依然要爭這個權！你那個《陳六事疏》我看了，寫得很好，我深表贊同。國事如湯如沸，再玩什麼君子政治的把戲，只能陷入黨爭的泥淖不可自拔。現在就需要省議論、振綱紀，讓那些一味空談者閉嘴！讓那些尸位素餐者出具，只有這樣才能有希望！”

自從提出《陳六事疏》之後，張居正並沒有等來熱烈的反響。除了趙貞吉會冷嘲熱諷一番外，其餘人等都表現的很冷淡……但張居正並沒有氣餒，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建議終究會被賞識。

而如今，那個人回來了。

其實早在嘉靖四十五年，高拱便上了一道《挽頹習以崇聖治疏》，全面分析了國政朝事的積弊所在，力言非盪滌陋垢，則難以搶救沉痾，但又強調，事態仍有可為，端在施行整頓改革。認為不論在吏治、邊防、軍備、財政更各方面存在的弊端，都是由於所謂的‘積習之不善’所致。無非是二百年來淤積下來的，諸如脫離實際的過時規章制度；陳陳相因，習慣成自然的陋規惡俗。他痛切的指出，此正是‘天下之大患’所在。

他將這些‘積習之不善’，總結為‘八弊’。分別是官場中的‘執法不公’、‘貪賄、不恤名節’、‘不敢任事’、‘嫉妒’、‘無效率’、‘黨比掣肘’、‘因循塞責’、‘浮言議論’，正是這八種積習，導致朝廷士風不正、公論不明。而官吏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並以之為聖法恆談，父昭其子、兄勉其弟，唯恐不能化而入也。其染無跡、其變無窮，遂使天下之病重矣。

並在在那道奏疏中明確指出，種種痼疾植根深厚，只靠公文申飭、刑罰禁止，實不能徹底各處。非得尋根探源，施用大手術以割治之，決不足奏效。他堅定的認為，只有擺脫傳統的羈絆、剷除諸種不善的積習，才可以推行認真的改革。

正如他在給還是裕王的隆慶上課時，所講過的一句話‘事以位易，則易事以當位；發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

其實這些弊端，睿智如徐閣老也一樣心知肚明，然而高拱勝過徐階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僅知道問題所在，還有解決問題的辦法。在那次早朝上，高拱慷慨激昂對隆慶道：

‘夫舞文無赦，所以一法守也！貪婪無赦，所以清汙俗也！於是崇忠厚則刻薄者消！獎公直者則爭妒者息！核課程則推諉者黜！公用舍則黨比者除！審功罪則苟且者無所容！核事實則浮言無所受！照此八法施行，有能自立而脫去舊習者，必賞必進其仍舊習者，必罰必退使人迴心向道而不敢有梗化者奸乎其間，而八弊庶乎其可除矣！’

這其實就是高拱胸中的施政綱領。

現在張居正也上了一份《陳六事疏》，呼籲隆慶勵精圖治、運用皇權以大振乾綱，下決心清除積弊陋風；著手進行必要的整頓和改革。疏中力言道：‘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頹靡不振之間，有積重難返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可見他將所謂‘改易’、‘更化’作為指導全域性的急務，實在表明，時局敗壞至此，勢必須改弦復轉，否則將無從擺脫窘困已極的危局。

他在疏中所陳六事，乃是針對時下朝野盛行的空論浮言，‘徒知譁眾取寵、不切實際的言論’，提出了‘省議論’；針對時下的紀綱不肅、法度不行，提出了‘振紀綱’；針對隆慶登極之後未能親裁政事，以至於權威淪喪，使群臣對諭旨採取敷衍應付的態度，因而提出‘重詔令’；針對時下賞罰用舍予奪不公，提出了‘核名實’；針對時下國庫藏空虛，水旱災傷頻仍，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要求節財耗、尚儉樸，因而提出了‘固邦本’；針對邊防積弊深重，韃虜來去自如，提出了‘飭武備’。這六個方面綜合起來，就是要求集中權力、統一認識、施行各方面的整頓，以富國、裕民、強兵。

這也可以看成是張居正的施政綱領。

顯而易見，兩人的基本精神是高度一致的，都是立足於除舊佈新，將國家的前途寄託於改革上。雖然他們的上疏時間不同，基於客觀背景不同，因而在理論的角度當然略有不同，但卻明顯的前呼後應，有志一同！

這才是高拱對張居正格外寬容的真正原因……對於高閣老來說，阻礙他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