務每天監視宋慶齡寓所外，還策劃用女特務打入宋慶齡的身邊，後來又用“美男計”勾引宋慶齡的女傭人。當這些手法都沒能奏效後，戴笠與上海區法租界情報組組長沈醉經再三密謀後，準備用汽車將宋慶齡撞成重傷以達到教訓的目的。此計劃制定完成後，沈醉按計劃進行了反覆的操練。當戴笠在實施此計劃前向蔣介石彙報時，說出了自己內心的擔心：萬一撞車時控制不好將宋慶齡撞死，那後果會不堪設想。蔣介石對戴笠所說的擔心經過思量後，覺得是有道理。就這樣，蔣介石取消了“給宋慶齡一點顏色看看”的念頭。但沒過多久，蔣介石給戴笠下達了制裁史量才的命令……。

史量才是江蘇江寧人，父親是個開藥鋪的老闆。光緒二十五年，史量才考中秀才且準備去日本留學，豈料一場從沒見過的大火燒燬了史家多年的積蓄，無奈史量才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留學的念頭而進入了杭州蠶學館，開始了他春蠶到死絲方盡的生命旅途。辛亥革命後，史量才參加了江蘇獨立運動和南北議和會議等重要政治活動。由於史量才好直言，並嫉惡如仇，他的這種性格與政界的黑暗格格不入。一九一二年秋天，史量才在實業家張謇等人的支援下，在上海用十二萬元買下了已創辦四十多年的《申報》，當上了《申報》的總經理。買下《申報》後，史量才多次對報館裡的人說：“國有國格，人有人格，報也要有報格。報紙是民眾的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大眾說些話。”此後，史量才以“獨立精神、無偏無黨、服務社會”作為辦報的思想核心，加上邵飄萍等名記者的鼎立協助，很快《申報》成了全國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如果說，史量才開始辦報時還不具有明確的新聞救國的思想，那麼到了“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突破了以往的侷限勇敢地站了出來，成為要求抗戰和反對內戰的愛國人士。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介石迫於各種壓力被迫第二次下野。當天，《申報》發表了《歡送》的時評，內容列舉了蔣介石不得人心的方方面面。蔣介石見了報紙後，大罵不止。四天後，當宋慶齡為被蔣介石在離開南京前秘密槍殺的鄧演達悲憤地寫了《國民黨不再是一個革命集團》後，史量才首先將此文在《申報》上全文刊登，隨後全國有影響的報紙都進行了轉載。蔣介石對此事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這也為史量才後來的死埋下了伏筆。不過，在蔣介石第二次復出後，鑑於史量才的聲望和社會影響，國民黨政府曾多次拉攏過他。但因史量才對國民黨的內戰政策強烈不滿，不但對此置之不理，並且還在所辦的《申報》上連續發表《論剿匪和造匪》的時評，抨擊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這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震怒，蔣介石對此親自批示：申報禁止郵遞。上海警備司令部按照蔣介石的命令，強行停止了《申報》的發行。史量才憤怒之下，意欲披露此事。後在宋慶齡等人的勸說下，史量才採取了疏通的辦法。幾經周折，在滿足了蔣介石提出的條件後，《申報》終於在被禁三十多天後又和讀者見面了。

然而，停郵事件並沒有使史量才改變原有的辦報原則，他大膽起用剛從法國留學歸來的黎烈文，對《申報》的“自由談”副刊進行了改革，宣佈“既不遷就一般的低階趣味，也決不願大唱高調宣傳什麼主義，牢牢站定進步的近代化的立足點。”。由於黎烈文的努力，在不長的時間裡《申報》“自由談”副刊發表了魯迅、茅盾、巴金、老舍和郁達夫等人大量的評論及雜文。特別是魯迅發表的一百四十多篇對當局含沙射影的雜文，在社會上造成了很大的影響。為此，《申報》的“自由談”副刊迅速成了“一種站在時代前面的副刊”，超出了國民黨政府容忍的尺度。於是，國民黨當局讓上海市社會局長吳醒亞出面給史量才施壓，要其撤換《申報》“自由談”副刊的負責人黎烈文。史量才不屈服於壓力，對吳醒亞說：“《申報》是我個人的產業，用人的事不勞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張。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成不‘自由談’吧！”這次不歡而散的談話結束後，國民黨當局轉而威逼黎烈文離開《申報》。黎烈文是個二十多歲的人，雖然正處於血氣方剛之時，但考慮到史量才的處境還是主動離開了《申報》館。黎烈文的離去，使史量才大喊可惜，但面對一個決意要走的人他也無可奈何。好在黎烈文的辭別並沒有影響《申報》的發展，此時的《申報》發行量已突破了十五萬份，迎來了它最燦爛的黃金時代。而此刻史量才也走到了他人生最輝煌的時候，他與南洋僑商合作創辦的中南銀行以及與他人組辦的民生紗廠，都有著相當不錯的收入。

所以，當上海“一二八”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