較早且較深入地介入了相對論研究所引起的。愛因斯坦論文發表的第二年，普朗克就開始在柏林講授相對論理論，但他當時講演的基礎不是愛因斯坦的工作而是洛倫茲的電子論。1907年，普朗克的助手馮·勞厄（後來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發表了一篇關於相對論的專論。

1906年9月，普朗克在德國物理學會上發表了關於相對論的演講（同年刊登在雜誌上）；1907年，在普朗克的指導下，K．V．莫森格爾完成了第一篇專論相對論的博士論文（佩斯1982，150…151）。佩斯指出，早期介入這一領域的人實在是太少了。烏爾茨堡的Y．勞布和布萊斯勞（烏羅斯勞）的L．拉登伯格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例外。勞厄曾經來到伯爾尼拜訪愛因斯坦，他發現難以置信的是，這個‘年輕人”竟然是“相對論之父”。幾年後，馮·勞厄撰寫了一篇非常出色的介紹相對論的學術論文。馮·勞厄在1917年3月24日寫給愛因斯坦的信中，表達了對自己的物理學革命性工作的興奮之情：“終於實現了！我的關於波動光學的革命觀點發表了”。他接著寫道：在“這一緊要關頭”，它們“無疑會激起每一個保守的物理學家最強烈的憎恨”；但“我仍然要堅持這些備受譴責的觀點”。

除了隊玻恩自己介紹了他是怎樣每一次聽說相對論的之外，我們還從L．英費爾德那裡瞭解到當時的一些情形。英費爾德（1950，44）曾談到他的朋友S．洛里亞教授告訴他的一件事，洛里亞的老師“克拉克大學的維特科夫斯基教授（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教師）”讀了愛因斯坦1905年關於相對論的論文後，衝著洛里亞興奮地喊道：“讀讀愛因斯坦的論文吧，又一個哥白尼誕生了！”又過了一段時間（玻恩說是1907年）洛里亞在一次物理學會議上遇到了玻恩，他向被恩談起愛因斯坦，並問他是否讀過那篇相對論論文。結果，“不光是玻恩，在場的每一位都從未聽說過愛因斯坦”。英費爾德的故事說，他們立即“跑到圖書館，從書架上取出《物理學年鑑》第17卷，開始讀起愛因斯坦的論文”。英費爾德說，M．玻恩立即認識到相對論的偉大，同時感到有必要對它進行數學形式化。英費爾德認為，玻思後來對相對論的研究工作，“是早期對這一科學領域做出的重要貢獻”。

最初，表示願意接受愛因斯坦狹義相對論的物理學家很少，因此不足以在世界範圍內引發一場科學革命。但德國理論物理學家中卻有一部分擁護者。1907年7月，普朗克在致愛因斯坦的信中說：“相對論原理的倡導者僅僅形成了一個不大的圈子”，由此他堅信，他們之間“取得意見一致尤顯重要”（佩斯1982，151）。“相對論原理”既體現了普朗克個人偏愛的洛倫茲理論，也體現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然而，愛因斯坦的聲望在持續增長，儘管仍然緩慢，1907年秋，J．斯塔克（《放射性和電學年鑑》的編輯）寫信給愛因斯坦，要求他寫一篇相對論的評述文章。1906年普朗克曾使用過相對性理論的術語（米勒1981，88），但1907年愛因斯坦採用了今天人們更熟悉的名稱——相對論。第一篇引用愛因斯坦相對論論文的文章是W．考夫曼1905年撰寫的。他認為愛因斯坦的“研究……與洛倫茲的研究在形式上是相同的”，只不過後者有益於推廣。考夫曼最後說，他自己的實驗資料駁倒了愛因斯坦和洛倫茲的電子理論，我們將稍後再來研究這個問題。

lop年，B．愛倫菲斯特寫了一篇以愛因斯坦理論為主題的論文。第二年（1908），H．閔科夫斯基發表文章，把愛因斯坦理論從根本上轉化為數學形式，“大大簡化了狹義相對論”。經過這樣幾個步驟，理論革命才變成了真正的科學革命。佩斯（1983，152）指出，從1908年開始，愛因斯坦的名聲及影響迅速提高。

愛因斯坦的學術生涯開始坦蕩起來了。1909年春，他從伯爾尼瑞士專利局一個地位低微的審查員，一躍而成為蘇黎士大學理論物理學助理教授，這很明顯是由於他在固體量子論方面所做的工作。愛因斯坦的推薦人之一寫道：愛因斯坦“當屬最偉大的理論物理學家之列”（佩斯1982，185）。“由於相對論原理方面的工作，他正受到極其廣泛的重視”。lop年7月8日，愛因斯坦獲得了日內瓦大學的榮譽學位，同時獲得這項榮譽的還有化學家W．奧斯特瓦爾德和M．居里夫人，他在這個職位上只呆了兩年，1911年3月他來到了布拉格，晉升為德國卡爾·費迪南大學正教授。在那裡工作了16個月後，F．弗蘭克接替了這個職位。愛因斯坦又返回蘇黎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