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者，”左拉喚道，“給各位來酒。”

“現在逃不了啦，”塞尚對員克坦說，“左拉一請喝酒，就意味要聽他一個小時的講演。”

傳者送上酒。畫家們點燃菸斗，圍成緊緊的、親密的圓圈。煤氣燈的螺旋形光照亮房間。從其他桌子上傳過來的嗡嗡談話聲，低沉雜亂。

“他們說我的書不道德，”左拉說，“他們也以同樣的理由把不道德加在你們的繪畫上，亨利。公眾無法理解。在藝術中，道德的裁判是沒有立足之地的。藝術是超道德的，生活也是如此。對我來說，是無所謂狠褻的畫和書，而只有結構蹩腳和表現蹩腳的畫和書。圖盧茲一洛特雷克的妓女是道德的，因為他把蘊藏在她外表底下的美揭示了出來；布格羅的純粹的農家姑娘是不道德的，因為她給感傷主義化了，那樣地討人喜歡，以至於一看到就令人作嘔！”

“對，是那樣。”泰奧首肯道。

文森特看出畫家們尊敬左拉，並不是因為他取得了成功——他們瞧不起成功的一般含義——而是因為他運用了對他們顯得神秘而困難的媒介物進行著工作。他們專心地傾聽他的講述。

“普通人的頭腦是依二元性來思考的：光和影、甜和酸、善和惡。那種二元性在大自然中是不存在的。世界上既沒有善，也沒有惡，只有存在和實踐。當我們描繪一個行動的時候，我們就是在描繪生活；當我們給那個行動命名——如邪惡或建狠——的時候，我們就進入了主觀偏見的領域。”

“不過，埃米爾，”泰奧說，“如果群眾沒有他們的道德標準，他們會幹出什麼樣的事情來呀？”

“道德就象宗教，”圖盧茲一洛特雷克接著說，“是一服麻醉藥，使人們看不見生活中可以得到的幸福。”

“你的超道德，不是別的，不過是無政府主義罷了，左拉，”修拉說，“而且是虛無主義的無政府主義。這種東西以前曾經試過，但是行不通。”

“當然我們得有法律，”左拉同意地說，“社會福利要求個人的犧牲。我不反對道德，只反對把唾沫吐在《奧林比亞》上的少見多怪，只反對查禁莫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