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之要，在於用人。這方面劉琮雖不敢自誇，但看著濟濟一堂的諸人還是頗為自得。對於民政之事，有蒯越總領，諸葛亮、裴潛、鄧羲等人各領專責，並不需要擔心，而劉先、傅巽、杜襲、繁欽等人，亦負專務，盡心竭力，成效顯著。舉凡新政之推行，賦稅之調劑，徭役之徵發，糧秣之籌措，興修水利，建設道路驛傳等事，皆井井有條，鮮有廢置。

今日與諸人與會，比之昨日宴席就要正式許多。正所謂“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值此形勢之下，荊州當如何發展？劉琮一開始便開宗明義地提出了這個問題。

對於這個問題，劉琮自然也有自己的考慮，不過兼聽則明，他必須對當下己方的各方面都有深入系統的瞭解，才能在戰略的制定和運用上，不至於因脫離實際而產生偏差。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荊州大體上還是不錯的。戶口有所增加，尤其是自耕農的數量，在農戶中開始佔據比較大的比例。農業的發展也比劉琮預想的要好一些，這其中除了從北方流民中獲得的相對先進的耕作技術，也離不開大量鐵製農具的普及和使用。屯田軍大部分已經有所產出，不但能夠自給自足，還成為了軍糧供應的有益補充。

荊州境內本就水系發達，許多荒蕪之地稍加開墾，便是上好良田，如今不僅僅是南陽，南郡以及長沙郡人口眾多，就連以前較為偏遠的零陵、桂陽等郡，也有大量的人口墾殖農田。

相比之下，商業雖然遠未達到農業這麼興旺的程度，但隨著新鑄錢幣的投入流通，已經有所復甦，甚至在某些傳統地域表現出強大的活力。來自益州的貨物經過長江水道，在江陵集散，又或者直下江東。其利或至數十倍，除了運輸便捷之外，安定的社會環境也給商業的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

之前曾有人質疑過發展商業的必要性，不過這種微弱的反對聲，很快就在商業所帶來的巨大利益前消失的一乾二淨。這其實也得益於劉琮所開設的各種實學，使得荊州的風氣更加趨向於開放和包容，看待事物也更加註重實際，思考也更為理性。

大量的人才從各種講求實際的技術學校誕生，他們或許社會地位還很低下，但已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力量，尤其是在荊州軍的各軍械營中，他們漸漸開始成為主力。那種口耳相傳的師徒關係，正在被實學的先生與學生所取代。或許從實學中走出的寒門子弟在目前很難成為官僚體系中的一員，但是這方面的先例已經有了，給那些嚮往建功立業的年輕人以很大的鼓舞。

為了今日之會，江東三營都督周瑜、撫軍中郎將張昭等人也自江東而來，細陳江東諸事。

在劉琮而言，這幾乎是他們的述職報告，雖然經常與周瑜、張昭等人書信往來，但這樣詳細的彙報比起書信來，就更加完整而詳盡了。

待江東諸人言畢，不覺時已至午，眾人便都望向劉琮。

“今漢室不幸，王綱失紀，曹賊猖獗，偽命布禍，吾欲剿滅其久矣。然百姓流離，方得安身，將士戮力，征塵未洗，吾豈不知？”劉琮振衣而起，扶劍踱步於案几之前，環視諸人道：“昔光武之創立基業，奮羸弱之卒數千，摧莽疆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逆，不在眾寡，此亦深知。泱泱中國，其無人乎？吾自鎮南陽而起，得軍師及建忠將軍之助，初試鋒芒，折史渙於淯水，抗強敵於宛城，砥礪而行，於今近十載也。”

說到這裡，劉琮彷彿又看到了這些年來屍積如山，血流漂杵的慘烈場景，雙眼不禁微微一眯，不過他很快便回過神來，接著說道：“秦何以二世而終？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吾領荊州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宣舉德政，肅立威刑。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此為治之要，今言之於此，特為相知！”

這些話說完之後，劉琮見堂上諸人都若有所思，便回到案几之後，端坐下來。這是劉琮首次在這樣的場合，鄭重的提出以法家行事。當然劉琮並不是要對法家學說生搬硬套，實際上在荊州新政中，還摻雜了許多別的內容。

之所以要如此強調，是因為劉琮接下來將有一系列的動作，這也算是先吹吹風吧。

用過午飯之後，劉琮便與賈詡、周瑜等人一同出城，往城北別業而去，借野色山光，舒解疲累。隨行扈從也不多，數十騎而已，迤邐出城，行經大道，轉而入山，但見竹木扶蘇，溪山映照。及至到了別業之外，就看兩扇斑竹門，半開半掩，一隻純黑小犬，且吠且叫，早有莊內老僕迎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