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過風流史的那些女人，他的許多在事情發生很久以後、至少是按照他自己的人生哲學而作的評論中對她們是不惜筆墨地大加奉承。

卡薩諾瓦是一個勾引者。他到處拈花惹草的時代背景是：其時未婚小姐被認為應該保持自己的貞潔，而且在除了貴族以外的大多數群體中，已婚婦女通姦如果被發現會有災難性的後果。他的勾引行動不得不倍加小心，而且常常要付出比較長期的努力，因為必須要做許多準備。即使目的達到了，這個過程也並不一定就此完結，因為他還常得確保在事後不使小姐的陪媼、保護人或？屬生疑。

今天的花花公子是他們表面上似乎予以最強烈抵制的那種個人生活變革的產物。他們是這樣一個時代的勾引者，在這個時代中，勾引實際上已經過時了，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們的被迫性。在一個與女人發生性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容易（儘管這只是由於男女地位更加平等——而這一點至關重要）的社會里，“勾引”失去了許多意義。追逐女色這一行為在自相矛盾的同時反映了這種根本的變化。彼特·特拉克登伯格：《卡薩諾瓦情結》，第241頁，袖珍本圖書公司，紐約，1988。

當今的好色之徒可能顯得像是來自上一個時代的守舊者，只帶上青黴素、避孕套（這是我們所希望的）並做好了面對艾滋病危險的準備，大膽地靠近他們的獵物。然而，如果我前面的論證不錯的話，那麼追逐女色之徒就是當今性世界的一個內在組成部分。他們是勾引者，是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首先關注的是性徵服和權力的行使。但是，如果勝利得來是如此容易，那麼勝利還有什麼價值呢？如果對方不但是願意，而且也許同樣急於發生性關係，那麼還有什麼可體味的呢？

當一個男人面對一個堅持自己的平等權利的女人時，維護勾引的權力（憑此可以征服女人或象徵性地把她們“幹掉”）表面上似乎更具有挑戰性。但正如格雷厄姆·亨德里克所發現的，女性性權利的平等消解了在貞潔的和銀蕩的或墮落的女人之間所作的古老區分。既然勾引者的“得手”取決於對貞操的破壞，那麼這種追求便失去了其最主要的動力。勾引者試圖奪取或支配的那種“真誠”與性方面的貞潔不再是一回事，而且它也不再會產生了。在純粹關係的語境中，真誠仍起著一種基本的作用，但變成了一種每一個夥伴都指望對方具有的倫理品質。

在比較傳統的時代，我行我素的勾引者是真正的冒險家，他不僅向每一個女人挑戰，而且向整個性規則系統挑戰。他是貞操的破壞者，而且還騎馬執矛衝向別的風車，因為勾引意味著挑戰性保護和性控制的男性秩序。今天的花花公子不是追求肉體快樂之輩，而是在一個性開放的世界裡尋求刺激之徒。這種追求的刺激提供了某種高峰體驗——不過這種高峰體驗後來往往變成了自我沉醉。花花公子們與其說是放蕩的浪子，倒不如說是在一個其中性與？密關係前所未有地緊緊結合在一起的環境中的不自覺的反革命。融合之愛意味著？密關係：如果達不到這種愛，那麼個人就準備離去。花花公子們透過耍手段而不是對性夥伴的尊重來維持那個必要的“潛在空間”。他們期待著下一次可能的豔遇，因而使出渾身解數以求“脫身”。他們常常是浪漫愛情修辭學的行家，但卻不能由之造就一個情感連續的自我敘事。因此，一個在進行勾引時遊刃有餘、信心十足的男人，一旦性事結束，便感到自己笨手笨腳、張口結舌，從而不顧一切地溜之大吉。他其實是處在卡爾·克羅斯的戀物慾者的地位上，後者渴望的只是一個女人的鞋，而他則必須以得到整個人為滿足。

某些這樣的男人一年中與上百個女人發生過性關係，在何種意義上可以說他們“需要愛”？在一種特別急切的意義上。他們對女人的依賴是十分明顯的，實際上這對他們的生活有著支配性的影響。從前，勾引無疑可以等同於男性取得成功和排除障礙的領域——即男性的現代性領域本身。但是，一旦勾引失去它的早期意義，這一定位便成為空洞的了。花花公子不可能像卡薩諾瓦那樣——既作為貞操的剝奪者，但也作為性隔離生活的潛在的拯救者——對每個性夥伴都“特別？密”。現代的性冒險者已經拋棄了浪漫之愛，或者只把它的語言用來作為勸誘的修辭。因此，他對女人的依賴只能透過性徵服機制來予以確認。可以認為，花花公子比其他男人更能看出性、？密關係和自我—認同的反射建構之間的聯絡；但是他受縛於女人而不能把她們作為有能力給予和接受愛的獨立的人來對待。花花公子似乎是“既愛她們又離開她們”的人。其實，他根本不能“離開她們”；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