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達接到的這份電報，是李克農親自簽發來的。

電報中，李克農告訴安志達，從廣西來了一位同志，帶著馮晨的信件，給黨中央送來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報。

日本內閣制定的，吞併整個中國的計劃！

李克農簡要告訴了安志達，日本的這個計劃，準備在三年內，完全佔領整個中國，施行大東亞共榮。

這份情報特別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這份計劃，便會放棄同日本和談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觸，商討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時，南京方面的張衝一再催問，安志達等人什麼時候到達南京。

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時回答而產生疑慮，安志達給張衝發了一封密電，說明自己逗留西安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不日即可南下。

張衝收到電文後，立即趕到西安，與安志達秘密會晤，探聽中共方面的態度和條件。

張衝聽了安志達的有關介紹，特別是安志達告訴他的日本已經制定的吞併中國的計劃，異常重視，先行離開西安。

隨後，安志達乘上了南下的列車，離開西安去上海。

誰也沒有想到，安志達此去竟與張學良成了千古之別。

在途中，安志達考慮到，南京方面對中共的信函討論回覆必定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在經過徐州時，安志達發電報給張衝，要他去浦口輪渡接他。

車到浦口後，張衝帶著秘書，見到了安志達，安志達將我黨致民黨的信件面交給他，要他代為轉交南京當局。

安志達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覆，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訊息，再相約聯絡，並將上海方面的聯絡地址告訴了張衝。

本來，根據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達此次南下寧滬，是同陳果夫、陳立夫他們商談國共雙方，負責談判代表的地點與時間的，作為聯絡的代表，安志達不負任何談判責任。

然而不久，中央擴大了安志達的活動範圍和所負擔的使命，就在安志達離開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達為中共談判代表。

中央的這一決定，完全取決於當時形勢的變化。

鑑於日本的侵華戰爭步步升級，美英與日本在華利益的衝突越來越尖銳，蔣介石的對內對外政策開始發生微妙的轉變，他透過多種渠道，對蘇聯和中共進行政治試探。

當時國共間的接觸主要有以下幾條途徑：一條是透過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的關係，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聯絡，這條途徑，由安志達負責。

另一條途徑是透過陳立夫的手下，直接與陝北發生關係。

第三條途徑是透過上海地下黨的關係取得聯絡。

第四條途徑則是由宋慶齡牽線，南京方面派人到陝北，直接與我黨主要領導人取得聯絡。

自安志達從莫斯科回國以來，透過上述渠道，陝北與南京方面接觸頻繁，保持了談判的良好勢頭，鑑於這種情況，中央才決定讓安志達去南京，為國共兩黨高階領導人進行正式談判鋪平道路。

不料，正當事情順利進行的時候，老蔣突然中途變卦。

原因除屈服於日本方面的壓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蔣介石用收買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粵軍的陳濟棠，解決了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的解決，讓老蔣有些忘乎所以，他以為可以騰出手來對付紅軍。

另一方面，老蔣又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我黨提出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張，是因為處於困難境地而急於同他妥協的權宜之計。

因此，老蔣採取了軍事壓迫與政治解決雙管齊下的辦法：

一方面繼續調集軍隊“圍剿”陝北紅軍，另一面仍由陳立夫安排人，邀請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廣州談判。

我黨決定，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民黨不能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暫停進攻紅軍，立即準備抗戰。

由於老對談判缺乏誠意，並大舉進攻蘇區，在這種情況下，兩黨高階人員的談判已無法進行。

形勢的變化，我黨決定周副主席暫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達年為代表，同民黨方面作初步談判。

這樣，安志達就成了國共談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由陳立夫充任。

在張衝的安排下，安志達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進行了會晤。

安志達將周副主席致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交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