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了這次測驗，他於一年後晉升為軍需署副署長，1944年11月又奉命兼任兵役部經理處長，身兼兩職當然是位“能吏”。另一方面，作為前西北軍“軍閥”的鹿鍾麟是兵役部部長，而兵役是抗戰時期中國最大的弊端所在，蔣介石曾槍斃了負責兵役的署長（原屬軍政部），才設立兵役部，找了一個“黨外”的西北軍將領來做部長，自有平息眾怒的目的。鹿部長也非傻瓜，特別找了位與蔣關係甚深又有清譽能吏的人來兼任經理處長，可以有如昔日的“欽差大臣”，來糾正風氣。

服務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夫婦建立的淵源（4）

父親的一項任務就是調查新兵及師管區醫務實況。他揭露貴州各師管區的醫院直如“催死所”，途中二連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許入內，夜臥簷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碰到先父這樣有血性的“欽差”：

……立即將病兵送入醫院，嗣嚴經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聞咳嗽聲呼應不絕，聲聲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燭草此報告。鈞長讀之，當亦可聞新兵在寒夜所發呻吟咳嗽聲，而共掬同情之淚也。誰無父母，孰無子弟，使其流連顛沛至於此極，未握槍受訓殺敵前，已成餓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國，尚有逾於此？……鈞長當指兵役部長鹿鍾麟。此外他也調查了新兵的伙食：……在貴陽則常領不到米。……在此軍糧困難中，又有幹部剋扣之事。據兵站運輸大隊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順來築（按：即貴陽）途中，連長曾售去米一斗；是否僅此數，尚不得而知。每日僅吃稀飯二餐，每人餓得目不能視云云。……至副食更談不到，規定固少，而一般幹部尚多剋扣。調查兵站運輸大隊新兵，據云，每天僅吃稀飯，並無副食，並須為連長每人挑菜若干來築圖利。在晴隆查安興師區四團六連及十連時，據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計算，餘作燈油等費。見其所吃之菜，亦不過菜湯一缽，每人分食少許而已。已囑應照規定發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實不勝追究，惟諄戒要愛新兵而已。……

這些就是他替兵役部實地調查的冰山一角，抗戰那時已近尾聲，不到一年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他揭露了兵役的虐政，國民黨的*，但是日寇的侵略這筆賬也不能不算！先父就是如此秉持自己一點讀書人的良知，在官場這個大染缸裡特立獨行。

兵役的虐政，到抗戰勝利後，顯然並沒有改善。1945年8月盟軍中國戰區的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meyer，　1897—1989）向蔣委員長呈上一份措辭強硬的報告稱：

……中國的徵兵方式是如厲疾……新兵都骨瘦如豺，身體軟弱無力；軍醫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改變中國》）

其實，在日寇侵略下的民族抗戰洪流中，人命如草芥，犧牲的豈止平民新兵？幾乎每個家庭的親族裡都有病死之人，筆者家也不例外。

先父這樣一心為公辦事，不是沒有代價的，家人子女就為他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由於營養不良，在成都我那不到3歲的妹妹興靜一天早上起來腹瀉發燒，晚上請來醫生診斷為痢疾，次日幫工抱去醫院途中就死了。據年長的親友說，妹妹得病前一日，筆者先拉痢，但挺過來了，才能活到今日。父親當時擔任航空委員會的經理處長，相當於中將級主管，如果借部車，當晚送醫院，一定還有得救的。筆者5歲時，住在重慶，全家六口擠在一間房內，衛生、營養都很差。每餐都吃發黴、含稗石的配給米，能夠有一兩塊甜餅乾下飯，已算是不錯了。筆者生疥瘡，身上潰爛得很厲害，記憶裡似乎沒有去醫院請醫生治療過，都是母親與姊姊在屋外爛泥地上，替我用硫磺水洗瘡。能活下來，看看自己身上的瘡疤，現在年已古稀，也算幸運了。當時先父擔任軍政部糧粖司司長，主管全國軍糧（家裡配糧也是黴的），忙得很，很少見得著他，全家衣食住行，都是先母一手打理的。

1945年他被陳誠系的王東原（湖北省主席）請去當財政廳長，先父對在湖北任職兩件事常懸念在心頭不敢忘。第一，我去湖北服務是由王主席東公推薦。當東公攜著名單向蔣先生報告時，委員長指著我的名字說：“他是辦軍需的，不能去！”東公說：“他本人已同意。”委座才予核准。其實，王東公曾請我們高階班同學劉公武兄事先徵求我意見，我說：“現在我們工作沒有個人自由，如果委員長一定要派我去，我自樂意去追隨東公。”我知道委員長選拔幹部，有他一貫的方針，違反他意志的事情，實非我所願，每念及此，心中仍是悒悒（按：王有些自作主張，像是先父在攢營，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