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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埔軍校校總理孫中山蔣介石喜歡蘇聯的建軍經驗，卻反感蘇聯的政治制度，甚至可以說是仇恨。在訪問中他感到：“俄黨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認為“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後來，孫中山對蔣介石的這種看法進行了批評，說他“未免顧慮過甚”。

這次出訪，代表團內部矛盾突出，爭執不下，連蘇方都認定“中國代表團內部在打架”。但在特殊時期的這次訪問，卻使蔣介石的政治身價倍增。11月29日，代表團結束訪問回國，12月15日晨9時抵達上海。代表團回到上海，蔣介石並沒有急於向孫中山彙報出訪情況，而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戀人陳潔如。待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等人趕到船上迎接蔣介石時，並勸蔣趕緊回來處理黨務，然而蔣對此毫不理會，仍是悠然地“往會潔如”去了。

當然，蔣介石的擺譜在這時是有分寸的，也是別有用意的。他為了防止孫中山對自己的不滿，把歸國途中草草寫就的《遊俄報告書》寄往廣州，他本人於當天下午乘船趕回溪口老家，理由是第二天是他母親的60歲冥誕，又是為他母親墓地建築的“慈庵”落成之時。

對於蔣介石的這種行為，孫中山極為不滿。12月30日，孫中山發電報給蔣介石：“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一些政府要員對蔣的這種不負責任的做法很有意見，廖仲愷、胡漢民、汪精衛、張人傑等人接連發給蔣介石6封電報，催促他速赴廣州。廖仲愷直接寫信批評蔣介石，說他一再延期赴粵，“事近兒戲”。

孫中山題詞這時，蘇聯政府應邀派駐中國的常設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開始著手改組國民黨和籌辦軍校。蔣介石聞聽此訊，再不敢怠慢，於1924年1月16日迅速返回廣州。

蔣介石想起了訪蘇期間從托洛茨基那裡得到的訊息：“一個以鮑羅廷和加倫將軍為首的軍事顧問團，很快就要到中國去，幫助孫逸仙先生進行革命。”蔣介石意識到，可以此為契機，提高在黨內的地位，掌握軍隊，建立軍事獨裁統治。

這次蘇聯之行，是孫中山同中共和蘇聯共同商定籌劃的一次重要的訪問活動，更是蔣介石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所以，他在後來所寫的文章中時常提及此次訪問，認為是自己一生中的“重要一環”。

與此同時，孫中山在國內積極進行籌建軍官學校的工作，對建校工作抓得很緊，並親自勘察校址。9月，他派人到北京同蘇聯大使加拉罕商談創辦軍事學校事宜，加拉罕後寫信給孫中山，介紹鮑羅廷到廣州工作。10月，孫中山簽署了任命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的委任狀，旋又聘為顧問。在10月15日召開的國民黨黨務討論會上，孫中山提出在廣州設立陸軍講武堂的提案，“訓練海外本黨回國之青年子弟，俾成軍事人才”，號召海外革命青年回國學習軍事。討論軍校校址時，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原定在“測繪局及西路討賊軍後方醫院”，即現在的北校場路烈士陵園一帶，廣州人通稱為“東山”。為此，還形成了檔案，但沒有過多久又改變校址。否則，黃埔軍校就叫“東山軍校”了。

孫中山先生11月29日，孫中山召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次會議，討論組織國民黨志願師和建立軍事學校等問題，並決定把講武堂改稱“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招生物件包括黨內外一切有志獻身國民革命事業的，具有中學文化程度的青年。孫中山親任校長，委任廖仲愷和李大釗等5人為國民黨改組委員，組成革命的核心領導組織，推動國民黨改組和軍校籌建工作的開展，特別責成由廖仲愷和鮑羅廷負責軍校的具體籌建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高等師範大禮堂（鐘樓）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孫中山先生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他提出的一系列政策被後人概括為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也就是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宣告國共合作正式形成，決定建立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並透過了這一提案。國共合作的成功，有力地推動了軍官學校的籌建。1月24日，孫中山以軍政府大元帥名義正式下令籌建陸軍軍官學校，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相繼宣佈成立軍校籌備委員會，以蔣介石為委員長，王伯齡、李濟深（鄧演達代）、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