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著中國人的聰明怎會沒有？我們中國人學西醫不是學得很好嗎？哪個醫院沒有個“趙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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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刀”、“張一刀”？關鍵是中醫人不把病當成“病”，不是千方百計地找到它，把它摘出來，“消滅”它。這就象中國人看一個人往往不是按一個標準的人樣子去衡量，衡量出這人的優點是什麼，缺點是什麼。而是整體地看這個人，看這個人的整體執行機制是什麼。我常常說不出我朋友的優缺點是什麼，可我瞭解我的朋友，我知道他在什麼情況下會說什麼，做什麼。我無法想象從朋友的性格中摘去“缺點”之後他會是什麼樣。

西式思維給中醫在語言交流上就造成了很大難題，病人要求中醫象西醫那樣回答他們的疑問，這是中醫無法做到的。因為這樣做首先就不利於治療。這就象一個人以為改正自己所有缺點就能變成一個完美的人。殊不知，改正缺點與成為完美的人是兩回事。所以，摘去了“病”就能成為一個健康人的想法按邏輯推理也不能形成必然聯絡。中醫的著眼點的確不在“病”上，但卻確實是在健康上，這個健康概念甚至允許“病”與人共存。於是中國人的身體不是純淨的，身體有“病”、有“毒”、有“菌”。中醫治病，嚴格講，不是摘“病”，消“毒”，而是引進病毒，以病治病，以毒攻毒，生、克、制、化，扶弱抑強，固本強精等等。

我們畢竟是中國人，我們的體質與西方人不同，中國人的腸子都比西方人長一節，給西方人造成滅頂之災的黑死病是從中國傳去的。可這種鼠疫在舊中國不時爆發，並沒有給中華民族造成毀滅。這與中國人的養生觀、健康觀有很大關係。

我對西醫的健康觀很擔憂，看西方人就象看他的牛、看他的樹一樣，高大、健壯，白皙、純淨、精力充沛，和他們相比，我們的確是東亞病夫。有些“東亞病夫”要把自己的“病”摘除乾淨，也純淨得如西方人。德國人為他們的樹擔憂，沒有一隻蟲子在身的森林，必須靠定期噴藥來維護，因為它已受不了一場小小的蟲災了。純淨的牛也要靠不可少的抗生素來保持純淨，西方的人靠西醫把可能的不安生因素剔除乾淨。一個被這樣剔除的人象我誇耀，她摘除了扁桃體、膽囊、闌尾、子宮、蛀牙……。她說：“那些東西都沒用。”她還要聽從醫生的勸告，把身上的痣也摘淨。過於純淨的人意味著健康嗎？

中醫以陰陽平衡論健康。人體可以與病共生，可以帶病存活，由於個體差異，人不可能有整齊劃一的健康標準，按五行可把人的體質歸類，那麼金性體質人的健康移到木性體質人身上就是病了。關鍵的不是把“病”摘除，而是制約，平衡。

母親給病人用藥經常是以少取勝。經常是病人服過一副藥後歡天喜地來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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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好了，好多了，再吃兩副就徹底好了。”母親這時就拒絕再開藥。母親說，我治病就治三分，板過勢頭既可。如果你想好病，從現在起不用吃藥，只需要你調節情緒，定時起居，生活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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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說，什麼藥也抵不了人體自身的調節能力。藥是幫一下忙，但不是代替，也不要幫完不走跟著添亂，把正氣扶起來了，一切自然就向好的方向發展。

有時我到醫院去，心情很複雜，不怕死的人到醫院去看過都得怕死，死太痛苦了，開腸破肚的，心臟電擊，呼吸器，放療，化療……，渣滓洞裡的酷刑，也沒有這般施刑效果。

我家一對雞夫妻病了，是雞公外遇帶回來的病。我拍著雞公的頭說：“你這麼強壯，一定要挺住，我下班帶藥回來救你。”我帶藥回來要給雞注射，發現雞公已安安靜靜死了。我就給雞婆打藥，這一打就是三天，每隔四小時打一針，都是先鋒黴素這類好藥，這隻母雞遭的罪呀，把我都要折磨得精神崩潰了，最後還是死了，如果我不干預，讓它自然死亡，它不會有這麼多的痛苦，死亡的恐怖是醫學干預的結果。

我對女兒說，我不行時你不要把我送到醫院，不要干預我的死亡，我要自然死亡，我相信自然死亡沒有醫院去死那麼痛苦，誰想當西醫與死神鬥爭的武器誰就去好了，我不當。

便是西醫自己也不是不畏懼這種鬥爭的。我們這裡的一位西醫院長，年富力強，極具工作魄力和挑戰精神，超強的工作壓力使他肝癌變。我都奇怪，他給病人看病都是親自打B超，作CT，怎麼會讓自己的病到了無可救治的程度？他的同學和朋友都是全國各大醫院的專家、骨幹，他們共同研究決定：換肝。

這對我們一般人來說不可想象的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