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春沒承認。李芳春在樓上戴著手銬，還要撞頭自殺呢。”

我點點頭，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不可活。一切由各人負擔。我承認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個人情況不同想法與作法也不同。這是既唯物又辯證的。

3月，郭股長到我們這屋來，對我說：“你判斷一下，軍統特務再到大陸活動會怎樣佈置？你如負責將怎樣指揮？看看你們寫的與事實能不能相符合。”

我考慮了一個下午，根據解放後的形勢及軍統特務的規律，我判斷：第一，退到臺灣，軍統與中統等機構要合併，把特務機關統一起來，便於指揮；第二，特務機關與美特比過去加強合作，在東京、菲律賓及沖繩島，設立訓練蔣美特務的據點；第三，派遣特務潛入大陸有兩個地方，一個是香港，一個是北朝鮮，由南朝鮮到北朝鮮比較容易；第四，進入大陸所用的掩護，是華僑、商人、學生以及於斌指揮的天主教神父和教徒；第五，派遣進入大陸的特務，以華東，華南籍貫為多。他們熟悉方言便於活動。大致是這些。寫完之後，交給了看守所。這份材料寫完的第二年，證明我的判斷多數是正確的。

一年多了，接觸了不少幹部，除了郭股長之外，還有於、肖、楊、王、張等許多審訊員。他們對我都熟悉了，每次寫材料，也不用交待政策，更用不著啟發，到我窗戶前說一句：“關夢齡把袁曉軒材料寫一下。”我就可以寫了。有時我問一句：“逮捕了沒有？”他們便會告訴我逮捕或未逮捕。如果沒有逮捕，我在寫材料時，一定要寫年齡、相貌、特徵、身材、什麼地方的口音；如果已經逮捕，就寫他的罪惡及一些社會關係。這些材料寫得很多，寫的要領我已經知道。我寫出去的材料沒有不合要求的。

我感到這些審訊幹部對特務技術知道得太少。這也難怪，這些二十幾歲的幹部解放前還唸書呢，根本不知道什麼叫“軍統特務”，解放以後才接觸我們這些特務，所以只能要材料，別的談不到。因此，我想把特務技術寫一些，供給他們參考。“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擬了一個提綱，也沒報告郭股長，自己就寫起來了。先寫特務是什麼時候有的？歷史上，明朝的劉瑾就是特務，他有組織，叫什麼廠衛。到了清朝雍正年間“血滴子”也是特務。有這樣一個故事，雍正唯恐他的大臣不忠於他，試驗大臣對他說謊不說謊。晚上，一個大臣在家正與小老婆玩骨牌，燈光一閃，一張骨牌沒了。第二天大臣上朝，雍正就問這個大臣：“昨夜在家幹什麼了？”大臣說：“昨夜與小妾做骨牌之戲。”說對了。雍正便把昨夜的那張骨牌交給了大臣，正是少的那一張。如果這個大臣不說實話，即是欺君之罪。類似這樣的例子都是特務行為。

之後，寫了一些特務技術等方面的材料，如情報、偵察，逮捕、審訊等，共寫了四本，有三百頁。我寫完由徐克成替我抄寫下來。日特竹中看了我的這些材料說：“哈，哈，關先生知道這麼多的特工知識，我們過去對軍統局不知道，只知道藍衣社厲害！”

我也問了他一些日本特工的情況。按他說，日本特工也有一套，比如在北京的一個日本特務頭子，和北京人一樣，化名“王二爺”。他就是日本特工技術較好的一個。日特在中國活動多數是收買利用中國人當腿子。日本錢多，只要肯花錢在中國的特工就能搞好。所以說，日本特務技術在中國沒有完全發生作用，發生作用的只是運用中國人。

我聽了竹中的這些話想起1945年，“九？三”勝利後，軍統局的特務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務頭子“王二爺”，但是沒有抓到。據說“王二爺”自小在北京長大，一口北京話，生活習慣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潛逃。這種特務技術就相當高。

1937年抗戰開始，綏遠的一個喇嘛廟走了一個喇嘛，這個喇嘛在這個廟已經7年，平素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以後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務。這樣的潛伏工作也做得好。再舉一件醜事，傅作義部隊用的包頭以西的軍事地圖都是日本關東軍測量局的，而不是我們參謀本部的。說明日本特務技術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爾濱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幹了多年，但對於特務外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寫成的這本特務技術材料交給了郭股長。我對郭股長說：

“我這本材料，在被捕的這些東北軍統特務裡，是不一定有人能寫得出來的。”

郭股長笑著說：“又自滿了，你還能寫很多東西，這屋子裡有紙有筆，有時間你就寫。”

我們屋四個人，開了一個會，做了一個學習時間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