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機構一仍其舊。所不同的是經過農民起義摧枯拉朽的掃蕩，貪官汙吏、惡霸地主被清除殆盡，新朝的開國皇帝較為英明，朝廷官僚較為清廉，地主剝削較為輕緩。而時間一長，汙垢積累，統治會漸趨黑暗，又得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開展“清汙”工作。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就這樣迴圈著往復不斷。無所謂向前，也沒有什麼落後，正如黑格爾所概括的中華帝國屬於“停滯的帝國”。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也不例外，以他的農民意識而言，不僅不能掙脫這一模式，反而會加固其執行功能。所不同的，那就是農民起義的領袖獲得了成功，坐上了皇位。

以元末紛亂的天下大勢而言，如果沒有朱元璋的農民軍，也會有另一支取而代之，達到推翻蒙古元朝政權統治的目的。因此，朱元璋對中國歷史的主要影響並非戰爭時期，而是他建立明朝登上皇位後的一系列政治策略。

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專制集權。權力是一劑神奇的魔藥，一旦服用，就會染上毒癮、自我膨脹、異化變態，而沒有制約的權力更是如此。一個曾以填飽肚皮為志向的窮漢，一旦嚐到權力的滋味，心頭的狂喜與留戀可想而知。而他的權力又是從別人手中奪過來的，當然害怕有人從他手中奪走。因此，他不得處心積慮地為穩固自己的權力而耗盡心血，乃至“奮鬥終生”。

除開皇帝，天下要數宰相（或稱丞相）權力最大，趙高可能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權勢炙手到天下側目、“指鹿為馬”的地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便是對宰相地位及權力的高度概括。不少皇帝擔心宰相分權，都曾對其許可權做過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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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隘變態的農民皇帝（8）

歷史上曾有過三次皇權與相權的較量：

第一次是漢武帝時。皇帝劉徹一改過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傳統，讓僅有儒生資格的公孫弘為相。如此一來，宰相對皇帝不僅再無居功之傲，反而對皇帝知恩圖報；

第二次是隋唐之時。將丞相之職分為尚書省、中書省與門下省三個部分，它們各司其職又互相制約。

第三次是明朝。朱元璋為了實行絕對的專制集權與皇帝的一元化領導，他索性藉故廢除了中書省和宰相職位。並嚴令規定，誰要再提設立宰相之議，就砍掉誰的腦袋。宰相不再，其職由皇帝兼理，中央集權發展到頂峰，朱元璋成為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皇帝。

與趙匡胤的“皇袍加身”那種玩弄政治權術的奪權方式不同，朱元璋的統治是經過血與火的戰鬥奪得的。因此，他的鞏固方式也與趙匡胤大相徑庭。趙匡胤集權以綿裡藏針之柔為主，而朱元璋則是以威猛治國，甚至不惜在和平時期祭起殺人的屠刀。

他覺得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太過柔弱，對大臣們有什麼價錢可講的？莫說權力，就是他們的性命也在皇帝手中，根本沒有必要“婆婆媽媽”，索性將那些開國員勳一個個處死，就會免去很多煩惱，也沒有半點後顧之憂了。

他最先開刀的，就是那個為他秘密沉舟溺死小明王韓林兒的大將廖永忠。殺害小明王，本是朱元璋心中一個最大的忌諱與隱秘，而作為武將的廖永忠卻不懂半點謀略，竟愚蠢地以此向朱元璋邀功請賞。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朱元璋給他安上一個偷用龍鳳衣服的不法罪名，突然降旨殺掉。

廖永忠一死，朱元璋的殺戒一開，元勳們可就接二連三地大倒其黴了。也許是覺得殺一個兩個並不過癮，朱元璋乾脆大興黨獄，進行集體大屠殺，最著名的有胡藍黨案、空印案、郭桓案等。

宰相胡唯庸精明強幹，在某些方面遠勝朱元璋。而部下超過自己，是專制社會的一大忌諱。部下比自己強，其個人統治、聲譽、威望都受到嚴厲挑戰，這是任何一個統治者所不能接受的。朱元璋一再隱忍，終於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以擅權枉法之罪將胡唯庸殺掉，並屠滅三族。他也因此而“理直氣壯”地為皇權與相權之爭畫上了句號，廢除了具有1500多年曆史的宰相制度。

此後，只要誰稍不順眼，朱元璋就將他羅列進胡唯庸案之中，說成是同黨分子，然後毫不留情地處死。一大批朝廷官員、貴族地主被處死，發展到後來，就連七十多歲的開國###李善長（正是他激發了朱元璋心中潛藏著的帝王慾望，這才有了一個明確而遠大的目標誌向）也不放過。

胡唯庸一案，牽涉其中被處死的多達兩萬餘人。所殺多為文臣，因為當時全國並未完全統一，他還需要武將為他效命沙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