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烈日當空》需要文雋

因為《烈日當空》，我不期然又拿起《靚妹仔》（1982）來翻看。請不要誤會，我不認為兩者由角度到層次有何相近之處，但忽然卻由衷感慨：《烈日當空》除了要有曾志偉在幕後策劃外，是否更需要有文雋在前臺構思種種宣傳策略，從而激化大家對《烈日當空》的討論，令電影不致被困於半死不活的窘境。

是的，我不甘心，下筆一刻《烈日當空》的票房仍不過十萬。我明白今天香港電影早已揹負不少惡名，要扭轉乾坤委實談何不易，但當回頭再看李焯桃當年對《靚妹仔》上映前，又確實不禁令人回首嚮往。

我所指的是社會反應當然無從推斷，但文雋及麥當雄的組合，的確善於製造焦點，甚至不惜以具爭議性的話題，來吸引社會上不同角落的“持分者”作眾聲喧譁的激辯。當中涉及的“持分者”固然有電影界人士，於是電影中所謂的“寫實”創作理論，又或是紀錄片的拍攝風格，自然可以惹起影評人的質疑及澄清；至若如教育界的“持分者”（以司徒華為代表）對電影的譁眾取寵不無非議，也可以想像出現針對道德主義而發的正反爭論（李焯桃更仔細地指出，即使持泛道德主義的立場，也可以因應摘取《靚妹仔》的不同場面，從而得出截然不同的正反解讀結論）。以上種種紛呈的反應，無論誰是誰非，最終均指向一項事實：就是令到更多人對《靚妹仔》產生興趣，從而誘發入場的意欲。

嚴格而言，《烈日當空》不無呈現社會矛盾的噱頭，其中對第三組別學生的生活面貌展示，肯定刺痛不少教育界人士的神經。由連篇累牘的粗言穢語對白，到青少年沉溺毒癮問題，乃至新一代對性愛視作兒戲的開放態度，我相信若然有通盤的宣傳鋪排，《烈日當空》對教育界所擲下的衝擊，絕對不會較《靚妹仔》有任何遜色之處。我當然明白人各有志，導演乃至整個創作班底或許都不喜歡以上的宣傳策略，與其要委身曲志廣作招徠，倒不如以超然冷靜的態度，由得電影去承擔自己本然的命運流變。然而在今天全年港產片不過五十上下的處境而言，任由碩果僅存難能可貴的好電影無聲無息地隨起隨滅，說到底都是一種罪過。

容我不作保留地為麥曦茵搖旗吶喊：她是近年湧現的本地年青導演中，最有潛質的一人。此話何說？她與同年代的“導演”相較，最優勝的地方是影像及劇情可以並行同步穩當操控，僅此一點在今時今日已屬了不起的成就。事實上，近年備受注目的一眾本地新銳導演中，不約而同染上世界性的通病：即強於影像而弱於敘事，結果往往致令電影劇情的推展，粗疏鄙陋至慘不忍睹的地步。麥曦茵當然並非盡善盡美，就影像及敘事兩端的兼顧，固然仍甚多失衡的情況出現——操控影像上仍不時有自我沉溺不能自拔的片段出現，《烈日當空》中怒榮在地下行人隧道的垃圾告白一場最為稚嫩，猶如學生習作，而牛蒡第二次在醫院再跳芭蕾舞亦覺氾濫；敘事上過多的怒榮獨白，亦令到作品的層次銳降，最明顯的一幕是怒榮拒絕Lolita依偎在肩上，竟然要仗仰獨白解釋怒榮不敢接觸對方的心聲，完全是畫蛇添足的處理手法。

但一切仍瑕不掩瑜，最關鍵乃在於態度上的明確立場：這也是《烈日當空》與《靚妹仔》最大的分野，前者在explore慘綠少年的青春殘酷物語，後者則exploit一眾賣春少女的煽情浮誇世界。此所以也註定兩者有南轅北轍的結局——前者一切呈開放的終結，青春不過是成長的過程，沒有人可以為他人決定對錯，而所經歷的亦內化成陰影部分伴隨一生；後者事事有廉價的釋說交代，所有邊緣少年都理所當然應受到懲戒，從而去強化鞏固社會主流的泛道德主義立場。

我們需要麥曦茵，也更需2008年新一代的“文雋”，來協助《烈日當空》飛入尋常百姓家。

第45章　《音樂人生》的香港悲情

由衷而言，看罷《音樂人生》，心情較《天水圍的日與夜》來得更加沉重。香港電影的“傳統”，是從來不會直視自己的社會存在狀況的。（還記得鳳毛麟角的《一樓一故事》嗎？）而即使偶見例外，往往也把矛頭針對草根階層出發，彷彿那才是“社會真實”的一面，由《籠民》到《天水圍的日與夜》，其實叫好背後也不無以上的潛背景在內。

一、香港神話的隱喻

一方面固然因為不少電影導演早已屬中產階層（我並非指他們的出身，而是指在擔任導演崗位時的身份已更易），對自己以外的階層屬性抱持更大的好奇心乃理所當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香港的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