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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鋕驚險地逃出虎口後，考慮到同志們的安全，和必須向組織報告。他從牛角沱繞到兩路口鐵路新村，找到在鐵路局工作的六哥國錚，請六哥火速到七星崗女青會找我去。六哥將我帶到成渝鐵路局內的一間小屋同他見面，在屋外放哨去了。國鋕向我簡述了特務抓他的經過，並指示我立即通知有關人員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聯絡的人暫時轉移，然後要我按約定的時間、地點向上級張德明彙報。當他談到與上級聯絡時，十分嚴肅地說：“你是新入黨的黨員，不懂得同組織失去聯絡的嚴重性。一個共產黨如果是自己和組織失掉聯絡就是自己脫黨。你沒有經歷過失掉同黨組織關係的滋味，無法理解我說的重要性。我告訴你，組織關係比我的生命、比我們的愛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後不能隨便離開，一定要在重慶等組織的安排、決定。組織如果徵求我們的意見，你就說我的意見是：如果組織上認為我們不宜繼續留在重慶工作　，可否將我們的關係轉到昆明或成都，因為昆明我比較熟悉，有條件開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條件。你一定要記住，千萬不能把我們的組織關係弄掉了。同組織失去聯絡後是十分艱難的，再找到組織關係也是極端困難的，我吃夠了這個苦處！”我仔細地聽著他囑咐的一切，看到他那嚴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在地下一個黨員的組織關係的重要性，“失去了組織聯絡，將會影響一切、我們的一生”這是我受到的啟發和感染。我們約定了碰頭的地點後，他就離開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門邊，眼看他走下山坡，沿著一條小路走向另一山凹處，知道見不到他的身影，我們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裡又呆了一陣，也就離開了鐵路新村。

我從兩路口回到七星崗女青會，處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單位的負責人報告家有急事請假離開了。我趕緊到了重慶大學，通知有關人員轉移等事後，又馬上返回城內。1948年4月11號下午3時，我如約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館，見到了國鋕的上級、我入黨的監誓人張德明，直到此時我並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書記冉益智。他向我詳細彙報了國鋕被捕、脫險經過，國鋕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對國鋕請示的轉移與否的問題沒有答覆，只要我再到沙坪壩去通知有關的人員。我在市中區、沙坪壩來回地奔跑了兩天。此時，我早就認識的我姐姐的好友張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訴我，我的工作地點已經有特務守候，要我立即離開重慶，並給我介紹了在青木關中學工作的鄒某，說他可以幫助我越過青木關檢查站等。當時，雖知周是老黨員，抗戰勝利後他從延安回來時我就認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們沒有組織關係，就不敢將當時的真實情況完全告訴他們，特別不能告訴他們我必須等待上級的決定。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時許，我在李子壩武漢療養院又同張德明同志見了面。我向他彙報了幾天來我所瞭解的情況以及我工作地點已有特務把守的事後，他要我立即離開重慶去國鋕處，我又再次請示他關於我們的組織關係是否轉到昆明或成都。他說要我們等候組織派人聯絡通知我們，要我先去國鋕處，不能留在重慶了。我怕他遺忘國鋕住地，直等他當我面背出“榮昌縣大東街159號”時，我才放了心。由於當時我已不能去別處要錢，他當即給了我叄佰萬元（偽法幣）。我立即籌備離開重慶。

我在重大同學王某的護送下，從沙坪壩走小路，翻過歌樂山到了青木關。王某離去後，我到青木關中學住宿了一夜，在鄒某的幫助下，繞開檢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個“黃魚”車離開了青木關。我在途中下了車，步行了一段路，到了榮昌大東街159號國鋕的住地。我向國鋕詳細介紹了幾天來所知道的情況，並仔細彙報了兩次同上級張德明見面的內容、對話及上級指示。他告訴我，離開鐵路新村後，當晚住在新橋適存高商，他怕按組織手續通知有關人員轉移時，某個環節出問題，耽誤時間，因此當晚設法通知了有關人員，他要表侄女屈義蒿到城裡某處去找我，但沒有見到。國鋕還讓屈義蒿去通知成善謀同志轉移，但沒有通知到。國鋕在那樣緊張、艱難的情況下，還專程到了壁山，給在那裡養病的鄧平同志報警，讓他有足夠的準備，並將身邊極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