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心情都十分激動。那一天作報告的還有從根據地來的肖玲大姐，她向我們講了革命形勢，革命的任務。也就在這一天，我被批准參加了“民先隊”；後來，我又介紹玉斌、露萍、夢萍加入了“民先隊”，從此，我們不僅是姐妹，而且又是同志了。“七七”事變，我父親車耀先主辦了《大聲週刊》。這時抗日烽火瀰漫全川，國民黨反動派消極抗日、積極投降的陰謀已經暴露，父親便在週刊上連續發表文章，揭露國民黨破壞團結，製造摩擦，槍口對內，以達到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目的。父親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大聲疾呼，並組織成立了統一戰線，同國民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我們姐妹四人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盡我們的赤子心，度過了多少難忘的日日夜夜。1938年初，露萍、玉斌向我表示了想去延安的願望，並要求我向父親轉達她們的想法，希望得到我父親的幫助。我非常贊同，只是由於我幼年時右腿殘廢，不能同行。後來，由我父親透過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把露萍、玉斌，還有同班同學李隆蔚、劉蘋非等四人順利地送到了延安……”

可以說，革命家車耀先是張露萍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因為他的原因，張露萍和車崇英和周玉斌、楊夢萍成了志同道合的四姐妹。在離開成都之前，她們四人手握車耀先辦的革命刊物《大生》，在草地上特意照了一張照片，在那張像片後面，張露萍寫下了如下詩句：

“真理”織成了她們的心幕，

“親愛”時刻從心絃彈出。

勝利更是充滿了她們的內心，

微笑代替了她們的一切情緒。

這些禮物是誰送的呢？

是誰？

是可愛而可敬的《大生》啊！

可以看出，那個時候的張露萍已是個志向明確、熱血沸騰的進步青年了。奔赴延安、嚮往革命，是她當時的全部理想。

在張露萍與幾個好友投奔延安途中，巧遇幾位重慶高工學的男生與他們同搭一輛車到延安參加革命。一路上他們遇到了國民黨反動軍官的追蹤與督察的驚險經歷。當年與張露萍同一路同行的重慶高工學的男生之一、後任江津白沙川南工業管理學校領導幹部的胡代華同志，在1983年10月3日回憶了與張露萍同行到延安一路上的情景：

“1937年11月中旬至下旬，秋末冬初，我們重慶高工校的幾名青年學生決心投奔延安，先到了成都北門汽車站。重慶學生的裝束一眼就能認得出來，都是穿著盧作孚公司出的那種三峽牌芝麻布做的學生裝。這時汽車站來來往往聚了一批人，也是準備去延安的，有二男三女五個人，其中一個女的穿的服裝很樸素，她就是張露萍，當時的名字叫餘碩卿。這學生齊耳的短髮，十六七歲，大方端正，紅紅的蘋果臉。她主動招呼我，說她是成都建國中學的，我看樣子她是成都一行人的頭，別人叫她‘姐姐’、‘三姐’什麼的。我就把我們三個高工校的同學介紹與她認識了。開始都沒有談到去延安這個話題，後來大家熟悉了，一談，原來都是抗日救亡的同路人，所以大家都同聲說：以後互相關照。之後我們一起坐上一部從成都至寶雞的客車。

汽車直開寶雞，車上一位川大的教師，看樣子四十歲上下，河南新鄉人，姓什麼忘了。看上去此人很斯文，我們就主動與他交談，他說他喜歡我們年青人。車到第一站廣元后，我們住在一個旅館，那個川大的教師告訴我們這一路上土匪多，要我們注意安全。第二天，車換成了敞篷車，沒有座位，我們也不好多問，司機還是原來兩個人。車到川陝交界，叫作朝天驛的地方，是個路口一個小鎮來了幾個國民黨的兵，不買票強行乘車，也不和誰打招呼就坐進駕駛室。我們趕快叫餘碩卿等幾位女同學坐到車角去，我們幾個男同學圍坐在她們的外面。可那幾個國民黨兵卻故意從女同學的頭踩過去，還說下流話，大家只好忍受著，不理他們，車行一小時後，這些兵下車去了，大家終於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這時天已下起小雪來，就只能再一個小地方住下。第二天起來一看，漫天大雪，司機說這下走不成了，明天再說，我們只好多呆了一天。沒事幹，大家坐在一起就開始擺龍門陣。我們的一位男同學就請‘三姐’餘碩卿說說成都的事，餘就介紹說：這年年上半年成都的救亡活動很熱烈，街上演劇、唱歌、跳舞，各學校都辦了壁報，車耀先辦了個叫《大生》的刊物，這半年來，她說她因為一直看這個刊物，所以學到了很多知識，看清楚了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她越說越氣憤。接著我介紹說：我們重慶救亡運動有個《新蜀報》編輯叫漆魯魚，有4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