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魯迅》，是所有憶魯文字中最深切動人，或者只有蕭紅的一篇可以與之並美。他的記人散文，除這一篇之外，就數八篇系列自傳最精美了，是最爐火純青的文字，可惜只寫到留日之初就斷落了。不過，這種文字在他多年小說創作之後是可以預料的，我還是更推崇他的文學批評部分。大概，是因為中國太少優秀的批評家的緣故。

郁達夫曾經有一段極其透徹的議論批評家的文字，他說“率直、寬容、同情、學識，為批評家之四德。此外則人生的經驗，與想象力審美力的具備，亦為好批評家之必須條件。批評家同時亦創作家也，因批評文學，不得不清晰美麗，有力動人”。寬容與同情，大致可疊為一個元素。郁達夫兼備上述三項大德，可以引他與梁實秋就盧梭一題之論爭為例子。單說學識，可以找到他讀書之豐來證明。入東京帝大之前，他就讀高等學校，四年間讀過俄德英日法的小說，總有一千部上下。帝大的圖書管理員後來也回憶，鬱先生借書，從不查目錄，只在架上從頭一欄一欄一架一架地成批借閱。他在杭州自建的風雨茅廬所藏中國書籍有*千卷，英德法日文書更有兩萬餘冊。後來在南洋他曾列這批書的喪失與老母的餓死、胞兄的被暗殺，同為戰爭帶給他的大劫。這種書海暢行之後，才可能建設一個他所謂“比較深思與活用的頭腦”。

郁達夫在日記中坦白，在批評上中肯，在憶人時深情，那麼在遊記裡，就是名士*，清爽怡人了。他的流暢雋永不造作的散文風，在遊記中有更純粹的表現。他給自己的第一部遊記起名《屐痕處處》，“一個既不僭，又不雅，但也不俗的名字”。

郁達夫文集的名字，很值得留意。《蔦蘿集》、《薇蕨集》，蔦蘿、薇蕨都是很柔弱卑微的植物；《奇靈集》、《敝帚集》、《斷殘集》、《懺餘集》，都是很習慣的很強烈的自謙自賤的意思。拋除文人常例的姿態性這一點，他的書題還是多少反映他心底裡自卑的作怪。魯迅書題是諷刺性的挑戰性的，郁達夫的書題卻是感傷性的內斂性的。郁達夫移家杭州後，心態中病的部分稀弱了，更趨平和正常，甚至優雅，有名士氣。

名士氣，是易受攻擊的，但在郁達夫身上出現，應該為他感到高興，包括他生前手編的最後一集散文，叫《閒書》，都很可以理解和被喜歡。

本書堅持的一個基本觀念，就是反對讀作家全集，幾乎沒有一個作家的全集值得完整地讀下來（研究是另一個範疇了），對郁達夫尤其不例外。《達夫全集》只出到第七集《斷殘集》，實際只是系列文集的形式，這種規範形式可以集中收錄各期作品，方便讀者系統地閱讀作家的全史，比當今作家亂出集子，疊疊重重的，要合理多了。

第十六章　不合時宜　梁實秋

梁實秋從來不曾在紅色中國的文學史上消失過，他一直在魯迅文章的正文裡被批判著，在魯迅文章的註釋裡被讀解著。資本家的乏走狗，反動文人，這便是他的職業和出身。在今天看來，這樣的說法顯然不夠公正，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是一位不合時宜的文人。

不合時宜的人，是在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方說了錯誤的話做了錯誤的事情的人；或者，是在錯誤的時間和地方說了正確的話做了正確的事的人。總之，是和時空錯位的不合拍的人。

梁實秋在成為一個小品作家之前，一直是不創作的文學家，雖然寫過一點詩和散文；是一位批評家，雖然徐志摩以為他是不容忽略的批評家，實則是一位立論粗糙、自以為是、書生氣十足的批評家。所以在批評別人的時候，也不斷受著批評和批判。兩次大的批判，一次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關於文學、革命、階級性，受到左翼文壇的批判。且放下不提。另一次，是抗戰時期他的“抗戰無關”文學論，這一回，批判他的隊伍更廣大一些。事情的起因是梁實秋在接編《中央日報》“平明”副刊，寫在《編者的話》中的一段文字。他說：“現在抗戰高於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我的意見稍為不同。於抗戰有關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與抗戰無關的材料，只要真實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把抗戰載搭上去。至於空洞的‘抗戰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這未必就錯，但的確就不合時宜。引一段老舍1941年的文章，他說：“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談國事’，不論什麼一點點細微的感情與趣味，都能引起讀者的欣賞。及至到了戰時，即使批評者高抬貴手，一聲不響，即使有些個讀者還需要那細微的感情與趣味，作為一種無害的消遣，可是作者這顆心不能真像以前那樣安坦閒適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憤怒，使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