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修養和境界。1942年6月，梅貽琦和鄭天挺由重慶去敘永聯大分校考察工作，敘永當地政府招待梅貽琦。《梅貽琦日記》中記道：“菜頗好，但饢肉餡者太多，未免太糜費耳。”還有一次，在出席了重慶英國使館的便宴後，梅貽琦感慨人家“飯菜極簡單，以視吾國人之奢靡，殊有愧爾！”

相對於不得不喝的“公務酒”，梅貽琦很享受與同事、朋友在一起的“生活酒”。在這樣的酒桌上，梅貽琦心情很放鬆，和同事、朋友增進了感情交流，又緩解了時局與校務的沉重壓力。喝了酒，他最喜歡的“餘興節目”，是談詩、聽曲（崑曲／大鼓）、獨自賞月、看竹（麻將）、或bridge（橋牌）。梅貽琦出差到重慶時，忙完公務，一次老舍邀請他聽京戲；一次，張充和為他清唱崑曲。

梅貽琦也有喝高的時候，清醒時少不了責怪自己。一次，張充和請客，梅貽琦赴飲夜歸，步抵寓所猶暈暈乎乎，等到清醒，已走過頭好一段冤枉路；又有次，雲南名流繆雲臺請客，梅貽琦“甫離席即欲睡”，被人攙扶上床，“已自不知不切矣”；還有一次，史學家傅斯年在飯後請他鑑賞新購的古董，顯然因為酒多力猛，把玩間，梅貽琦竟將一柄銅劍的尖端“扳返”，窘得他因之內疚了好長一陣子……［1］［1］方一戈《梅師原來酒亦好》

1945年10月14日，梅貽琦和家人、朋友在東月樓食烤鴨，飲“羅絲釘”，酒甚烈，“又連飲過猛，約五六杯後竟醉矣，為人送歸家”。酒醒後，梅貽琦告誡自己“以後應力戒，少飲”。

梅貽琦晚年在臺灣病逝，他的公子梅袓彥認為梅貽琦的健康因飲酒過多受到影響。

抗戰勝利後的飯局和時局

抗戰勝利兩個月後的一天——1945年10月28日上午十點半，梅貽琦與清華服務社委員會討論公務，會後聚餐，梅貽琦為答謝諸君努力，“飲酒約廿杯”。這天晚上，梅貽琦赴章矛塵（章廷謙）之約，同座有傅斯年、楊振聲、樊際昌、錢端升、周炳琳、湯用彤，皆北大同人。“食螃蟹，為漢口帶來者，餘菜亦頗精美。”大家在飯局談論時局以及學校將來的問題，談的非常熱烈。受所談問題的影響，這天，梅貽琦在日記中寫道：“蓋倘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將更分歧，而負責者欲於此情況中維持局面，實大難事。民主自由果將如何解釋？學術自由又將如何保持？使人憂惶！深盼短期內得有解決，反而非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貽琦的憂慮，針對時局而發，他已經看到國民黨要打內戰，故有此言。而聯大師生也面臨著兩條道路的選擇，隨後的“11·25”那個晚上在聯大校外響起的槍聲，以及“12·1”慘案引發的民主運動浪潮都證實了梅貽琦的判斷。

1945年11月5日，晚上六點，梅貽琦應聞一多、聞家駟兄弟以及曾昭掄、吳晗的約請，在昆南宿舍潘光旦家，和傅斯年、楊振聲一起吃飯，大家喝了9斤多酒。飯後，大家談政局以及校局問題頗久，至十二點始散。當時，聞一多、曾昭掄、吳晗、潘光旦都已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聞一多、吳晗傾向共產黨，有人把聞一多叫聞一多夫，把吳晗叫吳晗諾夫，把羅隆基叫羅隆斯基。對於聞一多的轉變，馮友蘭不理解，當面問他為何當共產黨的尾巴，聞一多說，甘願做共產黨的尾巴，他曾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顯然，梅貽琦對聯大教授的思想動態非常清楚，他想持中間立場，這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餘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相容幷包之態度，以恪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12·1”慘案很快就要到來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應是聯大教授左中右派最後的晚餐，“12·1”運動之後，再無這樣坐下談論時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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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的餞行宴

聯大的學者非常重視友情，以聚餐、宴飲的方式，為遠道而來的朋友接風洗塵，或者為出國遠行者餞行，在戰爭陰霾的籠罩下，師友絃歌在春城，隨著時局的變化和各自人生道路的岔開，萍聚又星散。

1939年春，英國牛津大學敦聘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院職稱。陳寅恪因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生病，又心思與旅居香港的家屬團聚，決定於夏天離開聯大赴英國講學。吳宓特意在昆明市的海棠春餞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