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五點多才下課”。這個回憶的細節有誤，劉文典抽菸卷，不是菸袋，也不是菸斗。有一張劉文典的照片顯示他手夾香菸，一個人的抽菸方式是多年的習慣，不大容易改的。比如，潘光旦就是口含菸斗。《知堂回憶錄》中，周作人的記憶，也證實了筆者的判斷：“（劉叔雅）好吸紙菸，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亦粘在唇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課堂）以前始棄之。”周作人的記憶，還傳達了這樣一個細節，劉文典在課堂上是不吸菸的。

劉文典講“《文選》選讀”，有一次，上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點上課。”原來那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到星期三，校園裡擺了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月賦》。融融月光之下，學生聆聽劉文典像行吟詩人一樣朗誦謝莊的《月賦》：“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後庭。……升清質之悠悠，降澄輝之藹藹。……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佳期可以還，微霜沾人衣。……”劉文典每朗誦一句，即引經據典講解，學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

無獨有偶，吳宓也曾把課堂搬到月光底下。1940年10月15日，也就是聯大剛剛遭到轟炸後兩天，晚上7至9點，在新校舍大圖書館外，吳宓與同學們月下團坐，上《文學與人生理想》課。《吳宓日記》中記道：“到者五六學生，宓由避警報而講述世界四大宗教哲學對於生死問題之訓示。大率皆主自修以善其生，而不知死，亦不談。”由戰爭、時局作講課的引子和前奏，蓋當時吸引學生的一種講授方法也。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以狂狷、孤傲聞名，他的狂當然是建立在他的才華和學問之上。劉文典是古籍校勘大家，國學博大精深。他選定古籍校勘和註疏學的研究，而研究的重點放在子部，在諸子著作中他又先從《淮南子》突破。1923年，他的第一本專著《淮南鴻烈集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近現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適在為該書寫的序言中說：“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總賬式整理，一曰專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強記之士，記憶力終有所窮。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賬式國故整理也。淮南五書，折衷周秦諸子？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賬也。”繼《淮南鴻烈集解》後，劉文典發奮不止，又繼續進行《莊子》和《說苑》等書的校勘工作。1939年，他的《莊子補正》（十卷本）在艱難的戰爭環境下得以出版。陳寅恪在《莊子補正》的序中寫道：“先生之作，可謂天下至慎矣。”“此書之刊佈，蓋將一醫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治《莊子》者所必讀而已。”

也許有這樣雄厚的學術資本，劉文典有睥睨一切的自信：“古今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是我劉文典，其餘半個是馮友蘭。”

狂人劉文典也以“二雲居士”聞名，他愛食雲南煙土和雲南火腿。遺憾的是，他最終因貪食煙土離校未歸被西南聯大解聘。

1943年劉文典應普洱大豪紳、鹽商張孟希之邀，為其母撰墓誌，張孟希贈他“雲土”50兩。他的普洱之行遭到了聯大同事的非議，認為他不堪為人師表。聞一多強烈反對，堅決不再聘請。即使劉文典收到了聘書，也要收回。劉文典普洱之行，的確有缺衣少食的因素；劉文典貪食鴉片，藉此緩解、麻痺喪子之痛，也情有可原。梅貽琦延遲迴復劉文典的信中說：“尊駕亦已於春間離校，致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劉文典的普洱之行，他辯解“自問實無大過”，但犯了聯大學者的大忌。聯大學者精神獨立，不依附任何權勢，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這是聯大學者的精神特徵。

據聞黎明的研究，劉文典的普洱之行，還有一層連劉本人都不曾知曉的隱情。“誰也沒有想到，促成劉文典普洱之行的，竟然是皖南事變後疏散到那裡的西南聯大地下黨員和進步骨幹。而劉文典的到達，也起到客觀掩護這批學生的作用。”

劉文典被聯大解聘後，在陳寅恪、吳宓的推薦下，被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聘請，執教雲南大學。1946年5月4日，聯大解散北返，劉文典仍在雲南大學，終老昆明。

聞一多講古詩

聞一多先生在西南聯大開設了“詩經”、“楚辭”、“周易”、“爾雅”等近10門課。“詩經”和“唐詩”最受學生歡迎。他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