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說文詁林》或是石印本《說文解字》，一頁一頁順著翻下去，碰到他認為應該提出來講的字就停下來講，基本上是即興講課，就像平常聊天，學生倍感親切。聽先生的課不但可以瞭解先生的學術見解，而且還可以看出先生治學的態度、方法和風格，所以很多同學愛聽先生的課。他的課程不僅吸引了中文系的學生，還有其他系的學生，連物理系的王竹溪、哲學系的沈有鼎也來聽他的古文字學。可見聯大學術空氣之濃厚。

聯大復原後，唐蘭執教北大。1949年後，唐蘭任北京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研究員。1962年，北大中文系請他給本科高年級生開文字學，裘錫圭當這門課的助教。在裘錫圭的記憶中，他上課不帶講稿，只有一次由於要舉的一個例子情況比較複雜，才帶了一張抄有這個例子的小紙片。儘管沒有講稿，課卻講得很有條理，語言也很順暢易懂，聽起來很舒服。［1］［1］裘錫圭：《我與唐蘭先生的淵源》2001年2月14日《中國文物報》

汪曾祺還提到其師唐蘭的一段逸事。“唐先生有過一段Romance，他和照料他的女孩子有了感情，為她寫了好些首詞。他也不諱言，反而抄出來請中文系的教授、講師傳看，都是‘花間體’。據我們系主任羅常培說，‘寫得很豔！’”讓人想起汪曾祺寫的《跑警報》一文，有個姓金的哲學系教授跑警報時，隨身帶一個保險箱，裡邊裝著情書。而唐先生填的“豔詞”在同事中傳閱，絲毫不避諱。也讓人想起聯大的單身教授吳宓，他寫給毛彥文的情詩，分發給學生傳閱，並給學生講解。心懷坦蕩，感情透明，沒有當作見不得人的隱私藏著。這在今天看來，令人驚訝。

唐蘭天賦很高，精力過於常人，興趣十分廣泛，生活積極、樂觀。儘管生活非常艱苦，他在治學授課之餘，與聯大師生一起唱崑曲，逛昆明的舊書店、古玩店、制筆店，還與畫家切磋，以此為樂。他酷愛書法，但不以書法家自居。1945年抗戰勝利後，唐蘭創作了很多書法作品，並在昆明舉辦了一次個人書法展覽。展品從甲骨文到篆隸行楷，各種書體、各種尺幅都有。他的字不拘一格，興之所至，揮灑自如，雖不以功力見勝，卻自有其意趣和強烈的個人風格，受人稱道。他的書法是學者字，文氣充沛，其深邃的學養融於書法中，是一般書法家所不能達意的。［2］［2］陳立言《唐蘭先生的昆明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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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居士”劉文典（1）

師承章太炎，追隨孫中山。營救陳獨秀，驅趕章士釗。痛罵蔣介石，握手毛澤東。這是劉文典的傳奇。劉文典的一生，風骨嶙峋，孤傲狂狷，特立獨行。

劉文典留學日本時，向章太炎、劉師培學習國學。劉文典當過孫中山的英文秘書，翻譯英文電稿。執教北京大學時，參與營救陳獨秀；1925年，在北京女師大風波中，參與驅逐###部長。任安徽大學校長時，劉文典衝撞蔣介石，痛斥他是“新軍閥”，氣得蔣要槍斃他，被關押，後被營救出來；1946年10月，劉文典也曾為蔣介石60大壽寫駢文祝壽。建國後劉文典是雲南大學唯一的一級教授，1956年參加全國政協會議，毛澤東同他握手談話。

劉文典有清高孤傲的一面，也有“性滑稽，善談笑，語不擇言”的一面。他嘗自稱“狸豆鳥”；劉文典字“叔雅”，因“狸”、“劉”古讀通；“菽”者豆子也；“鳥”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因劉喜自謔，與道貌岸然者有別，故“學生們就敢於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

我們來看西南聯大時期的劉文典，這位國學大家人生中的重要階段。

1938年春，劉文典隻身一人離別北平，在山河破碎的大地上，天涯孤旅，千里走單騎，獨自輾轉到昆明。劉文典千里走單騎到昆明被聯大一度傳為佳話。在日寇飛機轟炸昆明時，劉文典還有一句豪壯的話語：“國難當頭，我寧願被日機炸死，也不能缺課。”

但在何兆武的《上學記》描述中，劉文典的話和他的行動不一致。何兆武回憶：“我聽說劉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會的，和孫中山一起在日本搞過革命，非常老資格，而且完全是舊文人放浪形骸的習氣，一身破長衫上油跡斑斑，釦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樣子……西南聯大的時候，劉先生大概是年紀最大的，而且派頭大，幾乎大部分時間都不來上課。比如有一年教溫李詩，講晚唐詩人溫庭筠、李商隱，是門很偏僻的課，可是他十堂課總有七八堂都不來。偶爾高興了來上一堂，講的時候隨便罵人，然後下次課他又不來了。按說這是不應該的，當時像他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