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你我如果也是那時的中國人，你我作何感想呢？

所以中國內憂外患，發展到日俄戰爭前後，變成所有有良知良能和最起碼知識水平底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燃眉之急。認識它底嚴重性，已不限於‘得風氣之先’的身居海外的青年華僑了。因此就在這一兩年之內，國內救亡團體之組織乃風起雲湧。少數愛國者甚至不惜採取犧牲個人的行動，以暗殺滿清當道。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吳樾烈士（一八七八…一九○五）在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未遂而慘烈殉難，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這種恐怖主義雖無補於大局，但是它既表現出民憤之深；也炸得清吏膽寒。辛亥革命時，我們安徽第一大碼頭蕪湖，就是被兩顆‘鹼鴨蛋’光復的。老鄉吳樾導夫先路之功也。

這時長江流域的革命小團體之建立亦如雨後春筍。一般性的民變和小規模的組織不談，那兩個最有影響的‘華興會’和‘光復會’，也就在這兩年成立的。‘華興會’是黃興和劉揆一、宋教仁、吳祿貞、張繼等於光緒二十九年除夕（一九○四年二月十五日；一說一九○三年十一月四日）在長沙成立的，以湖南青年為主體。‘光復會’則是一九○四年秋成立於上海。蔡元培當選會長。成原有徐錫麟、秋瑾、章炳麟、陶成章等人。以蘇浙皖三省青年為主體。與兩會同時，一批湖北青年也在武昌的湖北陸軍之內，組織了一個‘科學補習所’（一九○四年五月成立）。社員中有曹亞伯、張難先等，後來也都是革命陣營中的骨幹。一眼看來這些革命小團體，似乎是各地區青年組織的。其實不然，他們彼此之間乃至他們與‘留日’、‘留歐’、‘留美’等學生團體的‘海外關係’不但聲氣相通，會員之間更有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的往還。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的宗旨、目標和方法，實在是完全一致的。至於武昌起義的‘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其實都是上述這些小組織的駢枝機構。只是搞小圈圈，原是中國知識份子的通性。君不見紐約市愛好‘國劇’的‘票友’們，他們唱的都是完全相同的‘武家坡’‘春秋配’一類的細目，但是他們卻組織了五六家的‘票房’，結果沒一家可以單獨上臺唱戲的。要‘宣揚國粹’，還得彼此‘挖角’或‘借角’。人們或問，諸公諸婆為何不聯合起來呢？朋友，要能聯合起來，豈不變成的德國人和日本人了？那還是什麼中國人呢？

長話短說，時至二十世紀出年，大清帝國害了癌症，氣數已盡，非垮不可了！‘牆倒眾人推’！眾人推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也完全相同。只是你推你的、我推我的罷了這便是滿清末年，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式和性質。

驅逐滿人、建立民國、以美國為模範

再問一句：這些革命團體和革命單幹戶的共同方向，共同方法，又在哪裡呢？要言之，則以一九○三年出版的暢銷書，鄒容烈士所寫的‘革命軍’，最有代表性，我們這位死年才二十二歲的‘鄒大將軍’主張：‘推倒滿洲人所立北京之野蠻政府’；‘驅逐居住中國之滿洲人’；‘誅殺滿洲人所立之皇帝’；‘建立中華共和國’；這個‘共和國’還要‘以美國為模範’。如此而已。？這幾條簡單的口號，實在是辛亥之前，大清帝國之內，從朝到野、從男到女、從老到少、從農村到都市、從國內青年到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乃至絕大多數的華僑，一致的呼聲。他們的方法則是組織革命團體，活動新軍，聯合會黨‘他們的精神，乾乾幹；他們的武器，手槍炸彈’。

可是把這個全國統一的意志（national　consensus），簡單的概念化（conceptualize）一下，還不是孫文那兩句老口號，孫文和楊衢雲在十年前不早就叫過了？那時無人理睬，現在卻變成了全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這一下不得了，孫文就變成全國共同意志的發言人，將來中國的形象；和意蒂牢結中的‘先知’（prophet）了。大家想到了他，敏感的青年留學生就要扳請他出來現身說法，甚至實際領導了。這樣一來，救使得我們的國父孫中山先生從美洲的灰溜溜，變成了歐洲的香餑餑了。

佛郎、馬克雪片飛來

首先匯了八千佛郎把中山請到歐洲去的，是一群湖北籍的留歐學生朱和中、賀之才、胡秉珂、魏辰組等人。朱、賀等湖北青年原來也是武昌城內滿口新政、革命、排滿的小搗亂，聲勢頗大。湖北早期地方當局的張之洞等原亦是新派官僚，對這些小把戲一面羈麼、一面‘充軍’，乃撥資把他們送到海外留學，以免他們在國內鼓舞青年造反。其中最激烈者則送往遙遠的歐洲，較和平者，則送往東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