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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所採用的是半結構化的訪談（semi…structuredinter…view）方法。

採用這種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領域完全是個人生活史，隱私性很強。

如果採用社會學的問卷方法，很難得到真實的情況。就像美國聯邦政府耗巨資資助的一項有關美國人性生活的研究所受到的激烈批評一樣，在涉及個人隱私的調查中，旨在推論整體狀況的社會學大規模抽樣問卷調查的可靠性受到嚴重質疑。

這項研究是由著名社會學家、性學家勞曼（E。0。Laumann）、蓋格農（G。Gagnon）等人主持的。可以說，他們的方法集中了社會學量化研究分析方法的最高成就。

不幸的是，他們的研究成果於1994年10月公佈之後，雖然好評如潮，但批評也是致命的：不僅提出用這種方法來調查個人隱私問題是不可靠的，而且由此對社會學是不是一門科學、有無可能成為科學產生了懷疑。關於社會學是否科學的問題，從社會學建立的初期就有人質疑，到現在已有將近二百年的歷史了。社會學家如何對待這種批評呢？我在美國的一位導師這樣說過：如果說社會學不是科學，那麼化學也不能算是科學，因為它也不過是對現象的記錄和描述而已。我想，不論社會學算不算科學，大型抽樣調查方法是不是科學方法，當我們做涉及個人隱私的研究時，為了保險起見，還是慎用大規模抽樣調查方法為妙。這是我選擇了深入訪談個案史的方法來做關於中國女性的感情與性這個題目的主要原因——它是在研究這類敏感題目時最有效的方法。

對婦女個人生活史的訪問和記錄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權主義的高度重視，認為使用這種方法能夠打破已有的邊界，創造出新的公眾話語。由於在過去的公眾話語中，男性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眾話語中的出現比起一般的個案生活史更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它有助於打破以男性話語為主的公眾話語，使兩性的話語在公眾話語中都佔有一席之地。女權主義在研究的訪談方法中偏愛半結構化的訪談方式。

這是一種定性的（qualitative）調查技術。它既不同於採用參與觀察方法的民族學方法（ethnography）；也不同於傳統的在調查者與被調查者之間缺少互動的大型結構性調查（surveyresearchandstructuralinterview）。

在傳統觀念中，定量的研究方法一向被視為“硬方法”（hardmethods），如大型問卷調查和資料分析；相反，定性研究方法則被視為“軟方法”（softmet　hods），如民族學方法（ethnography），深入訪談方法和觀察法。女權主義者批評統計學，視之為“男權文化中所謂‘硬性事實’的僵硬定義的一部分”（Rein　harz，87），並主張女權主義的研究只應採用定性方法，不應採用定量方法。

例如，心理學家格拉漢（D。Graham）和勞玲（E。Rawling）就斷然否定任何自稱屬於女權主義研究的定量研究。她們將研究分為三類：女權主義的，性別主義的（sexist）和非性別主義的（nonsexist）。“女權主義的研究視角以定性為主，一旦採用了定量的技術，女權主義研究者總會感到需要為此表示歉意；而性別主義和非性別主義的研究視角卻是以定量為主的，一旦採用了定性技術，研究者也總會為其研究將缺乏科學的嚴謹性而表示歉意。”（Reinharz，87）我反對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傾向，我自己以前做過的許多研究就曾用過量化方法。我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女權主義方法論與男權主義方法論的區別只不過在於，前者樂於承認和採納範圍更廣的方法和技術，其中包括那些並非不嚴謹只是不那麼僵硬的方法和技術。我想，最好的作法是定性定量兩類方法兼收幷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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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一批性學專家持有這樣一種觀點，即對此類題目的研究沒有必要做很大規模。他們說：“我們已提到運用普查法和觀察法可以對數百人以致成千上萬的人做調查。但這種大規模的調查有時沒必要，研究一小部分人的情況，就能促進我們對性問題的瞭解。”在當代文化人類學的研究中，有時甚至可以僅做一個個案的研究。使用這種方法的理論依據是：某一文化的內部是有同質性的，所以研究一種文化時，最重要的是注重研究的深入和真實可信，而不太強調抽樣的方法。但同時他們也指出，“調查一小部分人時更要注意避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