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和殘忍的印象，什麼都學不到！你可想得到，一個機關300個職員有150個是‘煙槍’，是個什麼光景？我實在呆不下去了，才跑出來！我想讀點書，半工半讀，讀好書去救救國家。這個國家這麼下去實在要不得！”熊打量著這位年輕同鄉，連聲說：“好，好，年輕人就要有這種膽識！”

內戰爆發後，沈從文多次撰文，表示反對黨爭，反對內戰，他對國共兩黨都頗有微詞，認為內戰時“數十萬同胞在國內各處的自相殘殺”，“說是為人民，事實上在朝在野都毫無對人民的愛和同情”。

聞一多邀請沈從文參加民盟，還特地找沈談話，但沈以“不懂”婉拒。1948年，蕭乾邀請沈從文參加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刊物《新路》的籌辦，並在發起人的名單上簽名。沈看著名單，輕輕又決然地說：“我不參加。”

沈從文常說：“一個作家的成就要看他拿出來的作品，而不是依靠幫派的活動。”

沈從文反對文學與政治聯姻，多次撰文批駁革命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過於緊密。1946年10月，沈接受《益世報》的採訪，說對一些到處“出風頭”的作家“愛莫能同意”，其中包括：郭沫若“飛莫斯科”、鳳子“穿的花紅柳綠跑到蘇聯大使館去朗誦詩”、丁玲“到鐵礦上去體驗工人生活”、何其芳“到延安後，把心力花費在政治上了”、“李辰冬與光未然都沾點政治氣氛”……他本意是舉例說明許多文學天才都因政治而葬送了，但卻把一干革命作家得罪了乾淨。此篇訪談見報後，引來一片攻擊、嘲諷之聲，默涵在《“清高”和“寂寞”》一文中說，沈從文與國民黨的調調一致，“關麟徵、陳立夫是準會感謝他為他們舐淨了手上的血汙的”。

1948年11月，沈從文與馮至就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有過一次爭論。

沈：“駕車者須受警察指揮，他能不顧紅綠燈嗎？”

馮：“紅綠燈是個好東西，不顧紅綠燈是不對的。”

沈：“如果有人操縱紅綠燈又如何？”

馮：“既要在這路上走，就得看紅綠燈。”

沈：“也許有人以為不要紅綠燈，走得更好呢？”

馮無言。

抗戰勝利直至解放前，沈從文寫了許多政論文章，他的立場讓“在朝”、“在野”的所有黨派都頗為惱火。巴金、李健吾擔心沈的處境，讓汪曾祺寫信給沈，勸他不要再寫這樣的雜文，還是寫小說為好。汪曾祺曾一連兩次寫信勸說老師。

1948年，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鬥地主、分田地時，沈從文應熊希齡夫人毛彥文之請，寫了回憶熊的文章《芷江縣的熊公館》，其中敘述了湘西一帶地主與佃戶之間和諧共處的民俗風情。此文日後給他帶來了巨大的麻煩，被指為“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幫兇和幫閒文藝”。

50年代，全國大批武訓，處於政治漩渦中心的沈從文覺得這場批判有些可笑，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費力多而見功少，似乎不大經濟。即把一個導演，一個演員，並一個在墳墓中的武訓，完全罵倒，新的優秀作品還是不會產生！”

1952年，統戰部長李維漢請周培源、沈從文、馮至等人吃飯，席間，李維漢對眾人說，希望他們積極入黨，或者加入民主黨派，比如九三學社。在場的周培源迅速加入九三學社，很快成為中央委員，後又擔任副主席。對此，沈從文說：“許多過去在國民黨時代滿有辦法的人，現在還是有辦法。有些本來極本行的教書的，卻認為是為反動服務。”博物館的領導找沈從文談話，說上頭交代過，沈有條件，政治上過得去，要爭取入黨，沈從文回答：“入黨我沒有資格，還差得遠。”

黃永玉回憶，沈從文在一次談話結束時說：“我一生，從不相信權力，只相信智慧。”

1964年，沈從文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北大史學系副主任週一良正率領師生於海甸區（今海淀區）掏糞，一定要這麼做才算是思想進步，我目前就還理解不夠。”

【感懷】

沈從文每讀一本書，都喜歡在書後寫兩行題記。有的是記一個日期，或記那天的天氣，或是一點感慨。他在一本書後寫道：“某月某日，見一大胖女人從橋上過，心中十分難過。”

1944年，沈從文致信還在美國的胡適，報告自己的工作、生活情況，他在信的末尾寫到：“我們在這裡過的是挖土種菜，磨刀生火，生活雖瑣碎，並不痛苦，但想起與生活離得相當遠的國家社會種種，卻不免難過。”

1946年8月31日，沈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