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人員。這不是矯情，沒必要矯情，50幾歲的人了，該得的都得到了，這就是一個心態問題，平常心看待擁有的一切。有的時候鳳凰的大場面，我跟大家站在一起。事後有人說，你是個腕，幹嗎站在那個旮旯角上，我不覺得。這些東西都是虛的，實的是什麼？是自己從裡面學到什麼，內涵積澱才是真的，那才是真正的自己。但說實話，做電視讀報人讓我領略到了“電視”這個強勢媒體的威力，我寫了半輩子文章，只有專業領域的人知道我的文章，知道我是誰，但是電視不一樣，受眾面太廣，在我收到的熱心觀眾來信中，寫信者最小的是9歲孩子，最老的是80多歲的老叟。沒想到鳳凰讀報節目有如此大的影響力，所到之處很受歡迎，我真是有點受寵若驚。

“公共知識分子”與“民間知識分子”的稱呼中，我更喜歡前者

記者：您曾被評為“公共知識分子”，如何看待這個稱呼？

楊錦麟：公共知識分子，我很喜歡這個。《南方人物週刊》去年評的，坦白講這不是我個人的造化，這是鳳凰的造化，我怎麼有本事和金庸並駕齊驅呢？我不是過分謙卑，但是香港只評了3個人，我想他們有他們的理由，但我蠻喜歡這個稱號。我認為鳳凰更多是公共，而不是民間，民間是我這個專欄作家的。這個平臺不是我個人的，但是專欄是我個體的，我可以肆意馳騁，沒有人約束我，我說誰好誰壞都行，但這裡不行，我有合約。實際上，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的載體在中國這個土地上是不能實現的。比如他的住房，他的職稱，他的追求進步，他如果沒有這個體制，他很難獨立存活，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在中國民主程序中，知識分子參與其中的機會越來越大，作為新聞從業人員，或者從前讀了一些書的人來講，能找到一個平臺，抒發對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熱愛和責任是可遇不可求。別人不敢說，我來香港謀生快20年，經歷很多，從事的平面媒介很多，我以一個很樸素的下意識的感覺來講，我很少在我的人生經歷中，有這麼一種感覺，那就是我真的喜歡這個企業，喜歡這個企業的企業文化，喜歡這個平臺給我的有限和無限的空間。在鳳凰我的個性和平臺的結合迸發出很多主觀能動性和激情。我和鳳凰，我相信這是一個緣分。

記者：您又是如何看待“知識分子”和“知道分子”兩者區別的？

楊錦麟：知道分子應該是王朔的一個貶義的說法，被《新週刊》掰成一個無所不知的東西。我更認同自己是一個民間知識分子。恢復到孔夫子，他沒有任何新聞傳播手段，他就是靠奔走遊學，絡繹不絕於道，我覺得我可以接受知道分子，知識分子是西方移植的概念，中國沒有真正意義的知識分子。民間知識分子不需要體制的攀附，他有自己獨立存活的空間，有自己獨立發言的機會。很多人會成為體制的叛逆者，離經叛道就是這麼來的，但是我不認同，搞得自己五六十歲還這麼憤青。我認為不必，這是不成熟的表現。

這是一個商業臺，不是東林黨人坐而論道的臺子

記者：鳳凰走過了十年，您會對鳳凰提出什麼忠告？

楊錦麟：鳳凰在努力做到實事求是，為了生存，它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協，可以理解的妥協，到一線去就能理解這一點了，他們有自己生存的壓力，這是一個商業臺，不是東林黨人坐而論道的臺子，他們要生存，只有生存才能發展，鳳凰的不容易就從這點可以看出來，除了合約以外，它的堅忍不拔，求生的慾望，總是置死地而後生，它的logo也說明了這一點，不斷在涅�中尋求重生的機會，靠著強烈的求生慾望才能生存到今天。如果只是滿足於太平盛世的歌功頌德，滿足於大型節目的製作，大家很開心，鳳凰的精神元氣卻會慢慢損耗。如果要給鳳凰提出忠告的話，這就是我的忠告。當一個媒介已經成熟，有商業價值了，它應該怎麼樣讓自己有更多的昇華？這對鳳凰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它會不會後繼乏力？它會不會沒有原來的創業激情，它會不會出現審美的疲勞，這些都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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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錦麟（3）

到鳳凰是我人生的第二次發育，但是青春痘長在別人的臉上

記者：在香港媒體謀生多年，作為一個資深媒體人，你最大的願望是什麼？

楊錦麟：熱愛這個國家，希望它更好，我不覺得這是境界，我覺得這是使命。我懂得中國，這跟我的經歷有關，下鄉讓我們知道什麼叫中國，打工讓我知道什麼是中國人，這種經歷是刻骨銘心的。那時候當過小學教師，反正什麼活都幹。15歲的孩子把他一生中最好的年華和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