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講壇上發言，我很激動，我想到全世界讀者對我們的期望。這次大會選定了它的總議題：核時代的文學和作家的關係，要我就這個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意見。出席東京盛會，跟同來的中國作家一起和全世界的同事，特別是日本的同事議論我們的文學事業，我不能不想到三十九年前在這個國土上發生過的悲劇。多次訪問的見聞，引起我嚴肅的思考。我們舉行一年一次的大會，“以文會友”，盛會加強我們的團結，增進我們的友誼。但友誼不是我們的惟一目的。作家的最大目標是人類的繁榮，是讀者的幸福。世界各地的作家在東京聚會，生活在日本人民中間，就不能不關心他們的喜怒哀樂。我曾經訪問過有名的廣島和長崎，它們是全世界僅有的兩個遭受原子彈災害的城市。在那裡今天還可以遇到原子病患者和倖存者，還能看見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斷手，還聽得到關於蘑菇雲、火海、黑雨的種種敘述。據說，單是在廣島，原子彈受難者的死亡人數最終將達到五十幾萬。我在那兩個城市中聽到了不少令人傷心斷腸的故事，在這裡我只講一個小女孩的事情。在廣島原子彈爆炸十年後，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發了病，她相信傳說，以為自己摺好一千隻紙鶴就能夠恢復健康。她躺在病床上一天天地折下去，她不僅折了一千隻，還多折了三百隻，但是她死了。人們為她在和平公園裡建立了“千羽鶴紀念碑”，碑下掛著全國兒童送來的無數只紙鶴。我曾經取了一隻用藍色硬紙折成的鶴帶回上海。我沒有見過她，可是這個想活下去的小姑娘的形象，經常在我眼前出現，好像她在要求我保護她，不讓死亡把她帶走。倘使可能，我真願意用我的生命換回她的幸福！這個時候，我才明白什麼是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

東京大會選了“核時代的文學”這個總議題，選得很及時，它反映了當前時代的特點和人民的願望。“我們為什麼寫作？”這一問問得好！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尋求答案，並不是一問一答就能解決問題，我已經追求了一生。

每個作家從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學。透過創作實踐，追求真理，認識生活。為什麼寫作？每一本書、每一篇作品就是一次的答案。古往今來有數不清的作家，讀不完的作品。儘管生活環境各異，思想信仰不同，對人對事的看法也不一樣，但是所有真誠的作家都向讀者交出自己的心。他們的作品在讀者中一代一代地流傳下去。每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創作道路，但也有一個共同的情況。我們寫作，只是因為我們有話要說，有感情要傾吐，我們用文字表達我們的喜怒哀樂。我還記得，一九六一年我在東京訪問一位著名的日本作家，我們交談了彼此的一些情況，他告訴我他原是一位外交官，患病求醫，醫生說他活著的日子不多。他不願空手離開人世，還想做一件對人有益的事情，他決定把一生見到的美好的事物留給後人，便拿起筆寫了小說。沒有想到醫生診斷錯誤，他作為作家一直活到今天。他一番懇切的談話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也有我個人的經歷。最初拿起筆寫小說，我只是一個剛到巴黎的中國學生，我想念祖國，想念親友，為了讓心上的火噴出來，我求助於紙筆。我住在一家小旅館五層樓上充滿煤氣味的房間裡，聽著巴黎聖母院的鐘聲，急急地動著筆。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痛苦和同情、希望和絕望一齊來到我的筆端。寫完了小說，心裡的火漸漸熄滅，我得到了短時期的安寧。小說發表後得到讀者的承認，從此我走上了文學的道路。從一九二七年到現在，除了“文革”的十年外，我始終不曾放下這枝筆。我寫作只是為了一個目標：對我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有所貢獻，對讀者盡一個同胞的責任。我從未中斷同讀者的聯絡，一直把讀者的期望看成對我的鞭策。我常說，如果我的作品能夠給讀者帶來溫暖，在他們步履艱難的時候能夠做一根柺杖給他們用來加一點力，我就十分滿意了。我還想起蘇聯衛國戰爭時期一個少女的故事。列寧格勒被納粹長期包圍，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沒有電，沒有蠟燭，她在黑暗中回憶自己讀過的小說，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文學作品的確經常給讀者以力量和支援。

我是從讀者成為作家的。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就從文學作品中汲取大量的養料。文學作品用具體的形象打動了我的心，把我的思想引到較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作者們的愛憎使我受到感染。一篇接一篇，一本接一本，我如飢似渴地讀著能拿到手的一切書刊。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和我的同情。不知不覺中我逐漸改變自己對人對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