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人道主義

一位在晚報社工作的朋友最近給我寄來鄧樸方在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的講話。這篇講話發表在《三月風》雜誌上，我看到的是《人民日報》轉載的全文。朋友在第二節的小標題上打了兩個圈，他在信裡寫道：“您大概不會把看做洪水猛獸吧。”原來這一節的小標題是《我們的事業是人道主義的事業》。講話並不長，特別是第二節留給我深刻的印象：講得好！

關於人道主義，我也有我的經驗。一九七九年五月我訪問巴黎回來，在北京作家協會朋友們的一次小型宴會上，閒談間，我說：“講一點人道主義也有好處，至少不虐待俘虜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些人無緣無故把人打死，只是為了‘打壞人’。現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經晚了。”沒有想到席上一位同志介面說：“資產階級也不講人道主義，他們虐待黑人。美國××影片上不是揭露了他們的那種暴行嗎？”這雖然不是原話，但大意不會錯。影片我沒有看過，因此連名字也忘記了，只記得那個時候正在上演這部影片。

這位同志板起面孔這樣一說，我不願意得罪他，就不再談人道主義了。但他的話並沒有動搖我的看法。我已經聽慣了這種“官腔”。我知道在“文革”時期什麼事都得跟資產階級“對著幹”。資產階級曾經用“人道主義”反對宗教、封建的統治，用“人權”反對神權和王權，那麼是不是我們也要反其道而行之，用獸道主義來反對人道主義呢？不！當然不會！在十載“文革”中我看夠了獸性的大發作，我不能不經常思考造反派怎樣成為“吃人”的“虎狼”。我身受其害，有權控訴，也有權探索，因為“文革”留下的後遺症今天還在蠶蝕我的生命。我要看清人獸轉化的道路，不過是怕見這種超級大馬戲的重演，換句話說，我不願意再進“牛棚”。我一定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即使口裡不說，心裡也不會不想，有時半夜從噩夢中驚醒，眼前也會出現人吃人的可怕場面，使我不得不苦苦思索。

我終於從那位同志的話中找到一線亮光：問題大概就在於人道主義吧。為什麼有的人那樣害怕人道主義？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情。一九六六年我作為審查物件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廚房裡勞動，一個從外面來的初中學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帶到我家裡去。我知道要是我聽他的話，全家就會大禍臨頭。他鞭打，我不能反抗（不準反抗！），只有拼命奔逃。他並不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只聽人說我是“壞人”，就不把我當人看待。他追我逃，進進出出，的確是一場絕望的掙扎！我當時非常狼狽，只是盼望那個孩子對我講點人道主義。幸而在這緊急關頭作協分會的造反派出現了。他們來拉我到大廳去，那裡有不少外地串連來的學生等待“牛鬼們”去“自報罪行”。那位拿鞭子的中學生只好另找別的“壞人”去了。我還記得他惡狠狠地對造反派說：“對這些壞人就是不能講人道！”

像這樣的事我還遇見不少次，像這類的話我也聽見不少次。因此在十年“浩劫”中我就保留著這樣一個印象：只有拿鞭子的人才有權談人道主義，對挨鞭子的人是“不能講人道主義”的。我常常暗暗地問自己：那麼對我們這些挨鞭子的人就只能講獸道主義嗎？我很想知道這獸道主義是從哪裡來的。

前些時候全國出現了一股“人道主義熱”，我抱病跟著大家學習了一陣子，不過我是自學，而且懷著解決實際問題的目的去學。我的問題始終是：那些單純的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和所謂的“革命左派”怎麼一下子會變成嗜血的“虎狼”？那股熱很快就過去了，可是答案還不知在什麼地方。即使有人引經據典也塗抹不掉我耳聞目睹的事實。楊沫同志在日記裡記錄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①，明明發生在我們偉大的民族中間，我雖然年邁體弱，記憶力衰退，可是我至今沒有忘記那些在“浩劫”中被殘害致死的友人的音容笑貌。那些傑出作家的名字將永遠活在讀者的心中：老舍，趙樹理，楊朔，葉以群，海默和別的許許多多。他們本來還可以為我國人民繼續創造精神財富，但是都給不明不白地趕上了死路。多麼大的損失！這是因為什麼？

究竟是因為什麼？

在鄧樸方同志的講話中我找到了回答：

我們一些同志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批判，往往不是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上，而是站在封建主義的立場上去批判的。即使口頭不這樣說，實際上也是受封建主義思想影響的。“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大民主”為先導的封建關係，是宗